初見英石作品，一股濃郁的鄉情撲面而來，其筆下的黎、苗家女子秀麗端莊，或喜笑顏開、或樹下小憩，無不生動可愛，似有談笑低語之聲從畫中傳來，不絕與耳。畫中女子恍然若海南鄉村之所見，近在眼前卻又難以觸及。生機勃勃情趣盎然的花草樹木、草棚芭蕉，和羞澀含苞的少數民族女子相映而成，在繪畫中營造了一個伊甸園般的人文生態環境。用筆輕鬆，形象逼真且神采洋溢，既有藝術創造的坦然，又有對傳統繪畫精神的傾慕，一筆一畫皆無茍且之意，點染穿插頗有大匠之心，畫面呈現出脫離塵俗的氣象。他筆隨意轉，運用舒展平實的筆墨能力和駕輕就熟的寫形意識，更使他的作品具有動靜相成的禪意，體現出生命的力量，顯露出灑脫空靈的意味特徵于濃淡有致中，愈發顯出水墨皴擦間的絢爛，畫家不僅找到了更能體現生命律動的新的精神家園，傳達出濃郁的田園氣息，還給人以一種脫胎自然、高於自然的純靜博大的意境。

       中國傳統的人物畫非常講究“隨類賦彩”。英石對傳統的繪畫精神做了放大性的處理。在繪畫審美上，他往往是隨感覺而賦彩、賦墨、賦筆、賦情的。他筆下的人物面部表現是有明暗關係的，但這種明暗關係不是素描的塊面因素帶來的，而是他的筆墨情緒的外化，是他對人物表情的第一感覺。他的人物很少是孤立的,無論是人物個像還是人物群像，他都把人物放在某種特定的環境裏進行畫面的處理，通過環境的氣氛和人們的情緒的結合，達到對人物精神層面的把握。在這些人物畫中，每個人的神態都是獨有的,從根本上超越了中國傳統人物畫在人物精神表現上的概念化。

       國畫分為“逸、神、妙、能”四品，始將“逸格”列于“神”、“妙”、“能”三格之上。 唐代張彥遠則有五品之説：自然、神、妙、精、謹細。他把“自然”列為第一等，以“自然為上品之上”張彥遠的“自然”和黃休復的“逸格”為上説，實為同一審美理想的體現，大抵是指出於自然，不拘泥于形似，筆墨簡煉而神韻俱合，達到超越理法的自然境界，返樸歸真的作品，代表著常格之外的特殊層次。英石的畫尤為突出的是作品中強烈的‘自然’氣息。濃厚的海南少數民族文化、風土人情，自然恬靜的鄉野風光是他信手拈來的繪畫題材，給人以清淳質樸而又親切自然之感。對自然之物象，不是在作淺層的描述，而是一種自我情感狀態的自然流露，沒有程式化的套路，沒有造作工匠之氣息，不媚不俗，在他筆下那些農村村姑，那些花樹藤蔓，都呈現出了勃勃生機，賦予色物與線條以生命的自然律動，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他的作品中沒有刻意的造作和生硬的鋪排，而是以樸實無華的直接敘述手法為主，真誠而從容地娓娓道來，情感的深刻和手法的純粹相得益彰，彌足可讀。其作品從嚴謹的大場景鋪排，到富有情趣的小品式演繹；從人物形象的把握，到內在精神的表達；從構圖佈局的安排，到畫面節奏的變化，都表現出了畫家豐富敏銳的藝術感覺與把握畫面的能力。質樸，深沉，又不乏浪漫，這些藝術特徵，將人們的視線牢牢地鎖定在他的畫面上。

       對於傳統依然有著深深的眷戀與熱愛，但他在另一方面又絕不把自己拘泥于現實主義的窠臼之中，甚至不屑於以單純的精確再現來謀取觀者的視覺認同。相反，從他的作品這一創作軌跡可以發現，任何既定的範式或框架都沒有成為他的障礙，一直都嘗試著在現實主義的主調中對各種藝術手法加以熔鑄和鍛造。

       對於少數民族女子的描繪，英石巧妙地彰顯了她們最為本真的一面。他筆下的女性形象沒有被時尚的衣著和華麗慵懶的氛圍襯托，而是在現實生活的畫卷中勾勒出她們固有的特色，令她們顯得真實、立體而可親。這些健壯的少女，在大山深處辛勤地勞作，播種著希望、享受著愛情。

       英石以他酣暢的筆墨和絢麗的色彩播撒著對海南這片熱土深深的愛，他在用充滿靈性抑、仰、頓、挫的筆墨盡情謳歌著勤勞的海南人民，並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如詩如畫的情境，娓娓地訴説著生息的故事。它仿佛是一首蒙朧詩，具有悠遠的夢幻美，土地、勞作、生活的情趣，那悠揚的鄉間情曲和土地之音在耳邊經久不息，在現實主義旗幟下，他用風格獨具的繪畫精神啟迪著人們的智慧。

徐恩存（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雜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