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寫毛筆字是從四、五歲開始的，是從父母“強迫”寫描紅本開始的。六、七歲時臨摹“顏柳”。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我雖然年僅10歲，但仍然堅持寫毛筆字。後來上中學了，班主任喜歡在黑板上寫隸書，那時候的中學沒書讀，我便“跟隨”著班主任喜歡了兩年的隸書。1971年參加工作在桂林歌舞團，創作室有位創作員叫伍純道，是當時桂林市有名的書家，他見我寫字的基礎好，有意想指點我，但又害怕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把書畫藝術當作“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態來批鬥的。於是，只能偷偷地要我臨摹些王羲之、趙孟頫、黃庭堅、文徵明等。有幸的是，那時候桂林還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沒被剷除，我便隔三差五地流連忘返于山嶺之間。像疊彩山上就有米芾和沈尹默的碑刻，這一古一今兩位大家的字，都是我很喜歡的。不久後調到北京總政歌舞團，我只要一有空閒都會在單身漢宿捨得水房裏，用毛筆蘸著自來水，在水泥墻上習字。無心插柳柳成蔭，從此“懸腕”的功夫提高得很快。上世紀80年代末相識沈鵬先生，一見如故，從此我的毛筆字走上了正軌。沈鵬先生要求我多寫碑版，寫寫金剛經、寫寫魏碑石鼓文。後來沈先生見我多喜行書，便要求我多寫寫王鐸。在我的書法道路上，對我影響最大，教誨最多的是沈鵬先生。我無數次的得到過沈先生的耳提面命，他還是我上世紀90年代初加入中國書協的介紹人。這一切都是我一生中的榮幸。 

　　在我的“書法”道路上給予我提攜的還有王鏞兄和白煦兄。那也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中期，我跟他倆一同客遊山東煙臺，王鏞兄寫字，無論是如拳大字，還是如蠅小字，都僅用一管“禿”筆完成，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尤其是他的字風，對我日後的書法審美影響很大。他在煙臺還給我刻過一朱一白的兩方名章，我至今愛不釋手。認識白煦兄更早些，白兄謙謙君子的儒雅之風同樣讓我敬佩。1993年我冒天下之大不韙，斗膽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個人書畫展，就是白煦兄躬身親為幫我操持的。他那忙前忙後為我布展的身影，至今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學畫畫也是從四、五歲開始的，但卻是自覺自願的。也許喜歡塗鴉這也是一切孩子的童年天性吧。記憶中畫畫最缺乏的是紙，因為在我們的童年時代，一切生活的資源都十分的貧乏。如果哪天母親下班回來告訴我給我帶了些白紙，那會讓我高興很久。我會用鉛筆在這些白紙上畫我最愛的武士將軍。有一陣子因為讀了個神話故事，説有一位孤苦伶仃、年輕英俊的漁夫捕到了一隻碩大的河蚌，捨不得吃，回家養在水缸裏，不料這河蚌每天趁漁夫外出打漁時，為報答漁夫的不殺之恩，便變成仙女為他做好飯菜。漁夫每天回來都納悶啊，有一天假裝又去打漁，其實是躲在屋外窗後偷看，才終於發現了這個秘密。於是那陣子我又特別地愛畫仙女。童年的我還愛畫一盤盤的雞鴨魚肉和各種各樣的瓜蔬。畫雞鴨魚肉是因為那時候不能經常吃到這些東西，有點像“望梅止渴”。而喜歡畫各種瓜蔬，是因為當時的家園很大，母親種有許多的花，許多的樹，許多的菜豆。還別説，正因為有了這些童年的塗鴉經歷，長大後才知道其實這些就是“無師自通”的學到了一些素描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