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沐

       最近，中國藝術品市場發生的不少事件，其實都是有關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問題的，由於角度不同，看法見仁見智。其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討論問題的共同基點，以至於我們對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判斷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中國藝術品市場是否到了必須要國際化的階段？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需要哪些階段與進程，是慢一些還是越快越好？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需要怎樣的政策與條件支撐？……這些問題都説明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是一個過程，我們不可以想當然地意氣用事。

       也許，上海自貿區讓我們有更多的考量。事件源自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8月30日作出的決定，文物保護法的相關內容並未出現其中。這也就意味著原本在決定草案中引起業內強烈關注的“在上海自貿區內，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商獨資或中外合資、中外合作拍賣企業在試驗區內從事文物拍賣業務”的政策最終止步，未能成行。那麼，允許外資參與文物拍賣的政策最終取消是出於哪些方面的考量？這樣的改革措施有何風險？對此，我們認為，更多的考量可能是：

       一是文物藝術品市場政策法規體系和監管體系尚未建立，市場風險難以把控。

       我國的文物藝術品市場尚處在一個自發的、不可控的狀態，整個市場的規範性和秩序性還沒有在制度層面上獲得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開放境外資本進入國內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可能會給原本就不規範的國內文物藝術品市場帶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後果，如可能拍出天價拍品、超高價格或其他操控市場的行為等，導致我國文物盜墓、走私，以及市場扭曲不端等問題會進一步加劇。

       二是脫離市場實際的超前的行業政策會對國家的文化戰略與文化安全造成衝擊。

       文物藝術品市場所佔的市場份額相對於其他一些市場的規模來講並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説是很小，但是它卻很敏感。鋻於這個行業對於文化的傳承、保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文化資源本身具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敏感性的特點，在我國文物藝術品市場主體認知不明、政策保護缺失的情況下，實行超前的政策，會對國家的文化戰略，甚至是文化安全帶來很大衝擊。

       三是文物藝術品市場是一種新的業態，尚處在幼稚的初級階段，市場發展的趨勢與規律我們還在認知中。

       我國文物藝術品市場的交易體系以及市場主體，目前還處在幼稚的初級階段，市場支撐體系缺位嚴重，若此時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拍賣市場，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不足，銜接能力有限，在融合的過程中會産生強勢市場能力與弱勢競爭力間的扭曲。文物藝術品市場目前是一種新的業態，在缺乏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及支撐體系的情況下，過分激進的政策，會使已有的不穩定的市場基礎出現新的斷層。我們知道，《文物保護法》第55條第3款規定：“禁止設立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的文物商店或者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實際上是在中國境內，把外資擋在古代書畫、近現代書畫與古董瓷雜這三大市場份額最大的板塊之外。此項政策放緩，能為中國藝術品市場贏得一個學習消化的喘息機會。

       當然，上海自貿區的這一變故，不能説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發展出現了什麼插曲，而是説明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事實上，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的進程一直在進行著，允許外資參與文物拍賣的政策最終止步並不意味著外資企業進入內地市場受阻，更不意味著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進程發展的滯後。其實，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是一個雙向進程，中國藝術品市場參與主體走出去與國際藝術品市場主體企業走進來一直在進行，並且這幾年有不斷加快步伐的趨勢。佳士得和蘇富比這兩家世界級的外資拍賣企業也已經進入內地市場，當然，不僅僅是國際拍賣業，一些大的信息服務機構與投資機構等也在尋機進入中國藝術品市場，這可以説是中國藝術品市場國際化的一些新動向。與此相對應，我國一些大的拍賣企業如嘉德、保利及有些畫廊也不斷走出去，紛紛在香港及世界藝術品市場發達國家設立分支機構與辦事機構，走出去的勢頭越來越值得關注。毫無疑問，這種雙向進程，將提升內地拍賣業態的進化，同時還可以促使內地拍賣企業提升服務和管理的水平。為此我們可以看出，取消允許外資參與文物拍賣的政策，與中國藝術品發展的國際化進程並不衝突，隨著市場的變化和政策開放的穩步進行，中國藝術品市場形成規範化的市場監管與運營體系，中國藝術品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大的自貿區，屆時外資有秩序地，規範化、規模化地界入文物藝術品市場，就一定能夠推動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繁榮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