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仲，既是“黽學學派”的創始人，又是“黽學”最好的踐行者。他提出的學術主張，形成了包含有哲學、美學、書學、文學、詩詞學和繪畫學的完整而又科學的黽學學術體系，為現代學術體系的構建做出了突出貢獻。

       王學仲，詩、文、書、畫四絕，著作等身。他不僅是一位詩文書畫皆有建樹的文化學者，還是一位具有獨立見解和開拓精神的書畫理論家、美學思想家。

       他學養深厚、才華橫溢；他淡泊名利、德藝雙馨。從他的言行、著作、藝術創作上，處處體現著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發展的特殊使命感和崇高責任感。雖然他的部分繪畫與理論還不能被人們所理解，但他已經為繼承、發展、弘揚我國優秀民族文化，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走入世界文化藝術之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金臺點將”欄目點之，是以為記。

       王學仲，1925年出生於山東省藤縣(今滕州市)，1953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天津大學教授，兼任南開大學、廣州美院及日本築波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王學仲藝術研究所榮譽所長，中國文聯第八屆、九屆全委會榮譽委員。曾任中國文聯主席團成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天津書法家協會主席。

       對本民族文化充滿自信

       李樹森：您于上世紀70年代總結提出了三則治學主張，即：二言——歐風漢骨，東學西漸；四感——文化的厚重感、歷史的滄桑感、詩人的蒼涼感、藝術的高貴感；四我——揚我國風、勵我民魂、求我時尚、寫我懷抱。並以“四我”精神為從藝知行合一的根本。這是您基於怎樣的認識提出的？

       王學仲：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日本築波大學任教時，一位法國教授來訪，當我問及他在日本最高興的事時，他説：“最高興的事是在一家日本舊書店裏買到了一本《老子》。”這個普通事件顯示了中國文化在國外的思想價值和獨特魅力。

       中國的《孫子兵法》在美國西點軍校成為教科書，孔子被美國人推崇為十大世界名人，《論語》、《三國演義》在新加坡被作為企業經營與社會教育的方略。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這足以説明中國的文化在影響著世界。

       炎黃二帝，奠定了中國文化文明的肇基。中國文化有無與倫比的包容性，雖在歷史的長河中朝代有更迭，國體有分合，但中國文化嬗變分明，涵蓋廣大，維繫數千年而不湮滅，這未嘗不是世界文明史一大奇觀。雖然中國歷經長期的封建社會而重道輕器，導致了我們科學技術的相對滯後，甚至造成了近現代一個時期內國力的相對衰弱，但國力暫時衰弱，不應該影響我們對華夏文化自信心的堅守。

       最近幾十年來，西方文化及意識形態以軟著陸的方式進入中國。基於此，我們要對中國文化進行系統化，系列化的整理、弘揚和推廣，這是時勢所需。

       弘揚推廣，就是我講的東學西漸。在歐風披靡之下，我們要有華夏漢文化強大的自信心和獨立精神，還要有弘揚推廣中華文化的遠大抱負，這就是歐風漢骨。

       一個熱愛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要有幾根硬骨頭把自己撐起來。藝術總是承載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藝術家要有與國家民族同命運共患難的精神。我們有責任在海內外大力傳播，弘揚推廣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以勵民魂，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我們也有責任為全人類文化做出中華民族的一份貢獻。

       在外來文化面前，我們要做到不卑不亢，顯示出我們泱泱文化大國的風采。

       徐悲鴻：“詩書畫三怪”

       李樹森：您曾受業于徐悲鴻、齊白石、吳鏡汀、黃賓虹、蔣兆和、葉淺予、容庚等前輩大家，被徐悲鴻先生譽為“詩書畫三怪”，他曾揮筆稱讚：“呼延生方在少年，其書得有如是造詣，稟賦不凡，蓋由天授，與之古人，在唐則近北海，宋則山谷，明則倪文徵、王覺斯，而非趙、董世俗之姿可相並論。”如今，您已成為蜚聲海內外的藝術大家，請問這些前輩對您哪些方面影響最大？

       王學仲：1942年，我考入北京的京華美術學院。除在課上學習外，我還經常喜歡到容庚、吳鏡汀、黃賓虹等老師寓所登門求教。

       吳鏡汀先生的教學方法是讓學生們觀摩他的作畫過程，每週發給學生一張山水畫稿，學生臨摹後連同習作上交以換取新的畫稿。

       黃賓虹先生的畫作，當時並不能為北方的畫家和收藏家所認知，他很寂寞，但一直堅守自己的藝術主張不動搖。在落寞之中，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理論研究。他的藝術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才逐步為人所了解。黃賓虹先生對我啟發最大的是怎樣融合中西藝術。

       齊白石給我們授課時，已七八十歲。在當時淪陷的北京，他隱居遁世，門上貼著“畫不賣與官家”的字條。先生畫案的筆池內養著活蝦，水經常換，很清潔。1950年，齊白石九十高齡，我作為北平藝專的學生，隨李可染老師去拜訪他。他送我兩幅畫，其中一幅是蝦。他説：“為了畫蝦，直到現在我還在觀察蝦。”，“為萬蟲寫照，惟鱗屬之龍，未嘗親見，不敢大膽妄為也。”齊白石先生重獨創、重實踐的精神，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

       我是一個學無專師的人，但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徐悲鴻先生。

       1949年1月，我在北平國立藝專有幸成了徐悲鴻先生的學生。他對書法、國畫的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他的一些論見，如“文人畫在産生時很有創造性”，“盡精微，致廣大”等等，都很獨到，他提倡個性與獨創。

       有一事對我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當時我由於生病而輟學，甚至産生了悲觀消極的想法。徐悲鴻先生指示工作人員多次給我匯錢，用於治病和繼續上學，他親筆寫信説：“病症靜養可愈，須具信心，多食蔥蒜並節思慮，自易恢復。愈後仍需來院學習，以竟前功，所謂玉不琢不成器，鼓勵勇氣以奏膚功，望弟自愛。”

       我已八十六歲，各位老師對我的教誨猶歷歷在目，他們的治學精神，優秀品格，影響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