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賄”的面紗

　　北京榮寶拍賣公司總經理劉尚勇最近遇到一件尷尬事：一幅10年前從這裡拍賣出去的徐悲鴻的《奔馬圖》重現，被捲入一起涉嫌行賄受賄案件中。這幅畫剛剛被賣了300萬元，賣主是一個處級官員，正因經濟問題進入警方的調查視野。劉尚勇查閱10年前的記錄發現，當年他們對這幅畫的估價並不高，只有6萬到8萬元，因為畫面上的馬雖然神采飛揚，遺憾的是，落款處只有徐悲鴻的簽字，沒有本人印章。這幅畫當時以40萬元被一位證券業人士競得，他轉手送給了這個官員。如今兩人早已斷了來往，這幅作為禮品的畫卻一路攀升了近10倍。

　　“一幅畫産生10倍于最初的財富價值，消費品變為投資品，這是送禮人和收禮人都始料未及的。”劉尚勇對本刊記者説，至於這裡面是否涉及賄賂，牽扯到兩人之間是否發生了權錢的利益交換，那是藝術品交易之外的“另一個故事”了。

　　故意利用了藝術品價值不確定性的“另一個故事”並不鮮見。文強贓物展示會上展出的36件現代工藝品、9件文物、69幅字畫仍被津津樂道，特別是圍繞那幅曾被鑒定為價值高達364萬元的張大千“青綠山水”畫的真偽問題。而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原公安局長王天義落馬時的查抄物品，陣容更堪比博物館的館藏：字畫195件，包括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吳昌碩、任伯年、謝稚柳、弘一、李可染等眾多書畫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霽紅小杯、青花纏枝蓮小罐、青花靈芝紋瓜麥小罐、清粉彩花卉過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寶紋香壺等；西方藝術品4件，雞血石5塊，郵票3本，銀圓457枚，金幣38枚；其他各種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貴重首飾48件，名酒261瓶。

　　“隱蔽安全，附庸風雅，充滿溫情。”曾在拍賣行業摸爬滾打多年的浮石向本刊記者總結了藝術品成為賄賂介質的三個特性，他曾在小説《青瓷》中描繪了這一方式是如何在商場和官場之間起到潤滑作用的。

　　浮石説，一般層級的“雅賄”，“以假當真”的居多。比如求人辦事，如果送禮人覺得這是個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極有可能找個假古董，再想辦法弄個鑒定書，標上幾萬甚至是幾十萬元，對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在歷史最悠久的北京古玩城裏，經營一家店舖近10年的老邊對本刊記者説，樂觀點估計，這裡十之四五是真貨，而這家古玩城已經是經過了幾輪淘選的高端市場了。正在古玩城開講座的瓷器鑒定專家許渭告訴本刊記者，經常有人請他為收藏的瓷器“掌眼”，有時候滿滿一庫房的東西，連一件真的都沒有，上千萬元都打了水漂。不過，這並不妨礙它們的繼續流通。

　　而收禮人，則往往“以真當假”。因古玩實物沒有明確的定價標準，一旦東窗事發，還可以“以為是贗品”搪塞。老邊説：“古玩界有個規矩，東西一經賣出，不退不換，不開發票，往來不留記錄。”

　　“某些情況下，真假並沒有那麼重要，作為禮品的古玩早已背離了真實的價值，成為一種變現或洗錢的‘介質’。”浮石説，這一鏈條上的三方——送禮人、古玩店、收禮人心知肚明，收禮人把一件不值錢的東西放在某古玩店代售，通常是件贗品，送禮者再以真品的價格買下。甚至同一件東西會被人重復買去多次，最後又回到古玩店。真品與贗品之間的差價歸收禮人，古玩店則賺取高額仲介費。

　　在榮寶拍賣公司所在的琉璃廠，自古就流傳著類似的故事。劉尚勇説，最有名的一例是“紅頂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來到京城，要清廷同意由他向洋人借外債300萬兩，必須先要打通任戶部尚書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寶鋆這一關節。他事先打聽清楚寶鋆家客廳挂著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聽風圖》，就到琉璃廠找到一個和寶鋆相熟的人，讓他去寶鋆家聯絡，告訴他有人喜歡他客廳裏挂的那幅畫，願意以3萬兩銀子購買。寶鋆心照不宣，自然順利成交。胡雪岩隨即又將重金買到的那幅畫送還寶鋆家裏，琉璃廠同時也獲得了胡雪岩另給的一筆手續費，300萬兩借債的事情就辦成了。

　　“雅賄”另一個看起來更光明正大的方式，就是通過拍賣行公開拍賣。浮石介紹説，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是送禮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錢的贗品，通過熟人獲得專家或鑒定機構的鑒定書，再和拍賣行“合作”把它當做真品拿上拍賣會。送禮人會把這個贗品的産權確定成收禮人的，再找另外一個人把它以真品的價格拍下來，收禮人就貌似合法地獲得了一大筆拍賣款。

　　劉尚勇並不否認在個別拍賣行存在這種暗箱操作，他説：“全世界只在藝術品領域開了這一個口子，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藝術品不必標明産地、時間、工匠，大部分時候，圖錄裏不寫收藏者，不打收藏印，匿名拍賣。”不過他認為，目前的藝術品已經進入資本定價時代，禮品已轉化為一個邊緣市場。

　　價值再確認

　　“上世紀90年代，藝術品市場就是一個禮品市場。”劉尚勇告訴本刊記者，他1983年畢業進入榮寶齋，那時候書畫放在榮寶齋裏銷售，是由畫廊來統一確定價格，一流畫家幾十塊錢一平方尺，二流畫家十幾塊錢，三流畫家幾塊錢。定不高也賣不貴，銷量也有限。買一張齊白石的畫，或者象牙圖章、白玉件、紫砂壺，當時也就幾百塊錢，但像他一個月工資只有46塊，普通人再高也就是100多塊，如果不是要送人解決實際問題，一般是不會花錢買的。劉尚勇將藝術禮品市場大眾化的起點確立為對掛曆功能的取代。“一開始找人寫一些吉祥的詞，比如‘鵬程萬里’、‘難得糊塗’等。當時最大的熱門是啟功先生的字，寫首唐詩，很文雅，字也漂亮，裝裱好了，送給領導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畫家畫的山水花鳥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畫家今天仍然是禮品畫主要的生産者。隨著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購買力越來越強，也不再滿足於幾百塊錢幾千塊錢求字求畫。而各個區域重視的畫家不盡相同，比如山東看重齊魯畫家的作品；廣東就更看重嶺南派的畫作；而在陜西西安，當地的幾位名畫家都很受追捧。在北京也是一樣，比如劉大為、王明明、馮遠的作品關注度就更高一些。”

　　劉尚勇認為，由禮品市場推動的這一時期是一個消費市場。而2003到2009年，轉為投機市場。自“非典”後市場井噴，藝術品從國外賣到國內，從南方賣到北方，從北方賣到南方，永遠在途而不在庫，炒來炒去。但奇怪的是，這個市場看似繁榮，交易額加大，但收藏家似乎消失了。一個他遇到的段子是，以前飯店的豪華套間用的裝飾畫都是真品，這點被犯罪分子利用，到多家賓館去把真品從畫框裏拆出來，換上贗品，再把真品拿去賣。有一張畫被警方追蹤到時中間已經倒了17手，而且每個人還都賺到了錢，毒品的獲利也沒有這麼多。辦案的警察忍不住跑來問他，這幅畫到底值多少錢？這一時期藝術品在流通中增值，也是對藝術品價值的發現。2009年後，藝術品進入“投資時代”，被大資本和投資機構盯上，以億元拍品為標誌。藝術品市場的定價權易主，由畫廊到個體收藏者，如今轉移到大資本和投資機構，大眾禮品市場不再擁有核心權力，不再是市場主流。

　　“現在的藝術品送禮潮，很大程度上是被藝術品投資的繁榮拉動的。”許渭對市場的觀察發現，與八九十年代的禮尚往來相比，現在的藝術禮品經濟價值高，藝術價值低，講究“表面光”。送禮人往往是這十幾年富起來的礦老闆、搞醫藥的、承包工程的，不在乎錢，只是要“有品位”。但這種“品位”可能是虛假的，其實是要求光鮮亮麗，有氣魄，不能有粗糙感，擺在家裏顯氣派，有面子。這樣的東西，再精緻，也只能算是工藝品。這樣的心態，帶動了一個巨大的倣品市場。以高倣陶瓷為例，許渭説，景德鎮每天都有幾大卡車往外拉，大多發往內蒙古、東北、深圳、海南等地。一般的倣品陶瓷由進口機械設備生産，泥料、壓坯、上釉、燒窯一整套流水線。倣品瓷的價值認定體系也簡單，主要看繪製的繁複、精緻程度。價格最高的是人物，因其面部的喜怒哀樂描繪複雜；其次是動物，虎、龍、鳳，要求傳神；再次是山水，要看遠近層次；花卉畫面簡單，相對來説價格最低。而更深層次的藝術價值、時代特徵則講不出來，也並不講究。比如康熙時代的人物眉眼都是“一道線、一個點”，倣品中的眼珠仍然是圓溜溜的。這樣的倣瓷，經幾道環節倒手，也能賣到幾萬塊，行內都覺得“新東西比老東西掙錢快”。再高一層次的手工制陶，所謂“高倣”，仍用老工、老料、老彩，則是為了以假亂真，指望能在香港的拍賣會上拍出幾百萬元，如果一個領頭師傅一年都燒不出一件這樣的，就要走人了。

　　拍賣紀錄歷來是禮品市場上的風向標。老邊説，高價古玩儘管不標價，但送禮人往往拿著近期拍賣圖冊上出現的類似作品作為參照，收禮人也就對它的價值心知肚明了。就連倣品市場，也追著拍賣紀錄走。許渭説，在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圖罐拍出1568.8萬英鎊後，市場上真假元青花風行一時。近期，明清官窯又成為倣品市場上的熱點。

　　禮品的另一目標是名家。但沒有一定的藝術修養，一般人根本無法判斷一件書畫的藝術價值，對於要立刻得到回報的人來説，名人效應甚至“官本位”也算是一套可以迅速衡量的評判標準，長期以來被認作是市場上的潛規則。以佔當代書畫市場50%到60%的山東書畫市場為例，選擇畫家的方法，簡單直接，就是看他是不是美協、書協的會員，有沒有名氣，對創作的水平和筆墨功力並不太重視。在具體的操作上，也簡單明快，就是看準了一個人有潛力，就不斷地下血本買他的畫，直到將他的畫價推向高位。以范曾、龍瑞、范揚、田黎明為代表，現今每平方尺均價數萬元甚至十余萬元，而在十幾年前一張畫不過幾百元，價格就是這麼被拉動的。許渭認為，名氣成為價格的放大器，而一些不太出名的近現代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長期以來被忽略了。

　　有時候，藝術品不確定的價值甚至用更赤裸的方式去彰顯。浮石説他曾滿懷希望去一個年産值幾十億元的江蘇禮品公司取經，結果發現，他們的經營套路非常單一，無論是瓷器、青銅器、玉器還是書畫，一律“貼金”，讓人一望即知用了多少金子，換算成人民幣值多少錢。這一招很管用。老邊也説，古玩城裏如今賣得最好的禮品是鎏金佛像，寓意好，“佛送平安”，另外是鎏金的，看上去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