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原生文化來説，美學是舶來品。美學傳入中國以後的學科建設，主要是用本土的美學實踐材料來闡釋西方美學學科的理論。基於這樣一個基本判斷，高建平先生在2004年提出了“美學（或西方美學）在中國”與“中國美學”的區別問題。他認為，“在中國，當前美學的發展之路，就是要從‘美學在中國’向‘中國美學’發展。”建立不同於中國古典美學又區別於由西方傳進的美學的現代中國美學。

       那麼，中國現當代美學究竟該如何發展？

       這裡的問題首先是出發點問題。高建平先生主張：中國美學的建設，“更重要的是當代中國人的審美與藝術實踐所提出的理論要求。中國美學必須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來”。他認為個案分析固然重要，“但我們不能沒有理論前提，我們無法憑空從個案研究中生長出理論來。我們需要做的是把理論放到實踐中去檢驗，在檢驗中發展理論，而不是離開已有的理論而走向單純的對藝術品的體驗。”但是有兩點似乎需要澄清，第一，作為中國美學建立的基礎的“當代中國人的審美與藝術實踐所提出的理論要求”是什麼？其實，如果我們保持觀察立場的一致，就可以看到，中國現當代的審美和藝術實踐和中國美學一樣，所面臨的是西方作為他我在自我中的存在。第二，我們“已有的理論”是什麼？如果是指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美學理論，顯然與高先生所説的現在是“美學在中國”的基本判斷有自相矛盾之處，因為這個判斷告訴我們，我們還沒有屬於自己的理論，而在這裡卻又主張從“已有的理論”出發。那麼這個“已有的理論”的答案只能是高先生先前看成是“美學在中國”的那個中國美學。

       所以，無論如何提出問題，中國美學發展都會轉換成當代與傳統、中國與西方的問題。中國美學的發展要面向未來，必須參與與世界各國文化的對話，這是我們的必經之途。但是這種對話不僅要面向世界各國，也要面向中國傳統文化。“通過美學上的國際對話，我們一方面可能了解當代國際美學的新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種對話的語境中重新省視我們自身的文化遺産，建設我們自己的具有當代性的理論。”這也是高建平先生主張的。

       直面中國當代文化語境，從現當代已經形成的文化出發。雖然我們的現當代文化接受了許多外來的因素，但它並沒有被其他文化所同化，而是形成了一個新的整合的文化。其群體和社會藉以表現其文化的形式是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我們如今的文化已經形成了含有西方和東方因素的新的文化模式。我們要發展中國美學，不應該是另起爐灶，而是在這個語境下，在我們如今的這個文化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我們當前的美學實踐來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已經被現代化的東西。不能否定我們現在的語境去建立所謂純粹的中國美學，而只能發展現代的、具有中國特點的美學。

       但是，這並不等於説，可以對傳統文化採取簡單否定的態度。在這一點上，作為文化創造活動，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解構是必需的，因為與遭遇的資本主義文化相比，中國當時帶有封建性的傳統文化整整落後了一個時代。但是從一元整體的文化觀出發對傳統文化簡單地採取不加分析地棄之不用的態度，則帶來了林毓生所説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和古今中外之爭的連綿不絕。如此，今天我們仍需要以現代思維方式和知識視野來回望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梳理研究，並進行現代整合與話語轉換。我們應當做的是：從我們現有的美學體系出發，去重新省視我們自身的文化遺産，不僅要去審視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究竟在何處，還要進行傳統文化的現代話語轉換，這需要一些很紮實的工作，像“禮”、“樂”、“氣”、“骨”這樣一些概念是完全與中國現代美學體系不相銜接的，你不能拿來直接貼在中國現代美學體系上。所以需要我們在範疇轉換上下一番真功夫，在古今之間做很好的連接。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美學的進一步發展仍然是和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對全球化的回應聯絡在一起的。只有建立起良好的文化生態，才有可能發揮出中國美學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中國未來的文化選擇，應當以多維的價值思考為基本方式，繼續堅持文化開放態度，對不同源的文化成分兼容並蓄。當然不能排除在文化選擇上要趨利避害。必須打破文化迷信，對於無論是傳統的還是西方的及其他的文化持以批判的目光，進行有選擇的汲取。但是無論如何只有兼容並蓄才能趨利避害，形成“生態共榮”。單一的文化缺乏避害能力，也缺乏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能力，它所生成的是馬爾庫塞所批評的單向度的社會和單向度的人。“生態文化”則由於多種文化因素的雜交、互惠共生，從而産生強大的抗害能力。所以，“文化生態”不是要求文化因子的單一性或無矛盾性，而是要求狼和羊保持生態平衡的多樣性的統一。

       多種文化因子的“生態共榮”才能對中國美學提供廣闊的生長空間和強力的文化支撐，從而煥發中國美學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