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人民日報》發表的《讓文藝復歸心靈、讓創作貼近現實——十大惡俗阻礙文藝健康發展》一文引起文學藝術界廣泛熱議。2011年7月29日上午，中國美協邀請在京的著名美術家、理論家，在中國文聯會議室舉辦“加強文藝批評、推動美術事業繁榮健康發展座談會”。中國文聯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夏潮，中國美協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吳長江，副主席潘公凱，分黨組副書記、秘書長劉健，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張旭光，顧問尼瑪澤仁，中國藝術研究院油畫院院長楊飛雲，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中央美院教授、中國美協理論委員會主任薛永年，《美術觀察》主編李一，國家畫院副院長張曉淩，北京畫院副院長袁武，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梁江、胡偉，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丁寧，著名畫家侯一民、謝志高、朱理存，解放軍畫家代表陳鈺銘、邵亞川，中國藝術報社長向雲駒，《美術》雜誌執行主編尚輝，中國美協研究部主任吳濤毅等30余人參會。大家就當前文藝創作中社會意見比較集中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對如何引導創作方向，加強職業操守和行業自律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會議由張旭光主持。

      一、文藝問題本質是體制機制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迅猛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家給美術家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平臺，是中國美術最好的發展機遇期。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原有的價值體系解構，新的尚未健全完善，當前文藝創作和批評出現不少問題，與會代表深表痛心，但也頗感無奈，因為不少文藝問題歸結到底是體制問題，因此要把文藝工作做好，應當很好地研究文藝的社會功能和市場的經濟效益的關係，從我們的社會環境、從行業自律、從結構性的機制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對美術界而言，研究如何加強正確的文藝批評，如何更好地引導美術創作，樹立國家美術形象，是我們需要抓緊做好的實際工作。

      邵大箴談到幾種現象，如知名中國畫家的畫價飆升，就是給官員送禮而炒作起來的，因為送畫不算賄賂；藝術品作為股票上市交易，是受到國家政策支持的，作為文化産業化的試點，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卻不知這樣做既不符合藝術規律，也損害了股民的利益。

      薛永年指出文藝批評作為一種話語權，通過某種機構，至少是可以通過傳媒實現“權力尋租”這種腐敗現象。

      侯一民舉內蒙古很偏僻的地區花了幾個億建雕塑為例説明“政績工程”中潛藏的腐敗，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就是洗錢。並指出這種現象在雕塑界和壁畫界等公共藝術領域裏滋生得很快。

      潘公凱把文藝作品、理論區分為兩類，一類是群眾性、時尚性，另一類是學術性、精英性。學術類機構和刊物面臨著國家全面推行的轉企改革，要自己找市場、找出路，以後嚴肅批評更難發出聲音來。

      尼瑪澤仁、朱理存和陳鈺銘都談到像人民大會堂、一些駐外使館這樣國家級的殿堂館所也充斥有藝術水準低下的美術作品，甚至是贗品，實在有損國家形象，也應追問背後是否存在管理腐敗問題。

      楊飛雲説，如果制度和機制有問題，好人也就變成了壞人，如果制度好，壞人也沒有辦法做壞事。現在國家每年投入到文化上的財政支出所佔比例很小，重視仍然不夠。

      袁武很痛心地説北京市最先把木偶劇團賣掉了，是否合理，還要把北京畫院賣掉，跟一個私企合併，要不是王明明院長力爭，肯定合併了。他質問國家機構公職人員的權力是不是個人的？可不可以用公共資源表達自己的好惡和個人意志。

      二、新時期更要加強嚴肅文藝批評

      與會代表的充分肯定美術界整體來説還是比較健康，但也一致認為缺失嚴肅的文藝批評。薛永年總結美術批評界形成了寫人的多、寫問題的少，配合展覽的多、獨立思考的少，肯定的多、批評的少的局面。

      侯一民語重心長地説，我們要對青年、要對下一代負責。但中央美院的一位教師將自己創作的漫罵我們的領導人、把中國的革命説成是一場噩夢的作品，拿到美國展覽，西方評論説這是表現中國很難實現的百年烏托邦之夢。還有一位教師出國回來在大講堂公開講，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統一的意志，作為青年共同的理想已經蕩然無存，因此藝術創作只能靠做夢。現在有一種理論叫“近距離”，説新生代、後新生代要遠離體制，要邊緣化。還有一種理論是強調“藝術的純化”，與藝術的教化功能告別，推崇形式的本體，藝術品是對人精神的塑造，是對人的塑造，形式不可能脫離內容。對於這些現象，理論界沒人敢批評，學校領導不處理，這很不正常。

      邵大箴也談到批評家寫嚴肅的批評文章，最高的稿費是一百塊錢一千字，而且寫出來也未必能發表，還有可能引來官司的窘迫現狀。

      此外，梁江還談到某些個人展覽通過關係請到級別很高的官員參加開幕式，畫家以此顯示自己的身價，領導也很累，這是一個很壞的風氣。反而全國美展還不如畫家個人能夠請到高層領導。李一也表示出，一些研討會上的發言最後被整理得只剩下表揚內容的無奈。謝志高指出現在一些畫家忽略個人藝術探索，心思不在藝術創作研究上。通過辦個展、開研討會、出畫集、上報刊、雜誌、電視媒體、進拍賣會，每個環節都大做文章，炒作出名。

      大家還普遍談到媒體在當今社會的力量，電視、互聯網等新媒體取代傳統的紙媒，擁有的強大傳播影響力，也改變了過去傳統的批評方式，不少美術家也為很多有價值的評論得不到廣泛傳播而苦惱、無奈，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嚴肅美術批評發聲微弱的現狀。大家還批評了“大師”頭銜滿天飛，借助與領導人的合影抬高自己的地位等惡劣現象。

      三、 加強理論學習，建立獨立的評判體系

      薛永年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到了新時期要有新發展，對具體的文藝現象開展批評的時候，要有新的理論和原則。改革開放以來，西方進入的各種各樣的文化思潮不可避免地衝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以在當前形勢下，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堅持原則和營造寬鬆環境相結合，保持我們的和諧社會、和諧文化，批評家要提高自己的素質和修養，使我們活躍的文藝批評有一個堅實的基礎、正確的方向。

      侯一民強調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自己鮮明的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和中國特色，永遠不可能在世界上佔據應有的位置。我們藝術最鮮明的特點，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就是文藝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宗旨，這不僅是前衛的，而且是具有鮮明的民主性和進步性的觀念，為我們十三億人民服務，我們盡可能多學習西方優秀成果，但西方的價值觀永遠代替不了我們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張曉淩表示批評家在西方是獨立自主的學理系統，不受金錢、市場、人情的影響。而現今的中國批評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批評力量還沒有完全形成，更談不上獨立的評判體系，標準缺失，目標不明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曾留學歐美的丁寧指出西方批評家也有明碼開價給商業畫廊畫冊寫圖錄的現象，但區別在於這些商業性畫評永遠不會成為文獻。他認為批評不完全是評論，批評根本的一點是理論的建構。他提出要研究我們的美術史的邏輯在哪？我們呼喚精品，呼喚大師，需要歷史的邏輯做支撐。我們這個時代，創造、批評擁有前所未有自由度，問題是在這樣一個廣泛的自由度下面，反而正確的文藝批評嚴重失語或沒有強音，反而沒有體會到“自由”這個詞語帶來的意義，這是值得反思的問題。

      楊飛雲也覺得應該確立一種價值標準，他認為藝術文化的表現方法或者表現形式沒有對錯，只有高低，但是在內涵上，藝術幹什麼用？一定有對錯、好壞、低俗高雅之分。實際上現在環境變化很大，和以前做人基本的準則，做事、學習的方向目標和基本的判斷都不一樣了，意識形態的混亂，造成人類追求對和錯、美和醜、好和壞等問題的錯亂，這個錯亂又造成整個社會的混亂。

      李一也談到目前我們的批評聲音比較弱，我們應加強理論建設、加強批評標準、價值體系的討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