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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波及,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在經歷了2008年春拍以來的持續低迷後,終於在2010年有所回暖。全球藝術市場交易權威網站Artprice發佈的2009年至2010年10月數據統計顯示:中國當代藝術這一年度市場拍賣額為1.78億美元,超過英國的1.57億美元,緊隨美國的2.85億美元之後,排名第二位,足以證明中國當代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復蘇速度明顯快於其他國家和地區。
市場回暖的綜合因素
中國當代藝術品在拍賣市場、畫廊市場和各個博覽會上的銷售都呈上升趨勢。其中以拍賣市場上的行情表現最為突出。香港佳士得2010年近現代油畫和當代藝術的成交額達到了10.35億港元,比2009年相同版塊的成交額6.72億港元增幅54%;香港蘇富比2010年油畫當代成交額是7.09億港元,比去年增長了53%。但是兩家拍賣行的2010年拍賣成交額都未能超過金融危急爆發之前的2007年。只有北京保利2010年相同版塊的成交額達到7.82億元,與2009年的3.66億元相比增幅達113%,而且高於2007年的7.37億元的年成交額。國內拍賣公司的另外兩強——北京匡時和中國嘉德油畫和當代藝術品版塊的成績也明顯優於2009年,但與2007年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
因此,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旭直言他領銜的這家公司是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這兩年最有力的支撐,也不無道理。保利拍賣強大的企業背景、雄厚的經濟實力(預先支付尤倫斯1,000萬歐元的拍品保證金)以及他領銜的保利拍賣徵集團隊雷厲風行的行事作風,正是保利拍賣爭取能徵集到像尤倫斯這樣的海外大藏家收藏的重要砝碼。趙旭認為,尤倫斯只是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重新受到關注的“一枚信號彈”,歸根到底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在起作用。金融危機時期游離出股票和地産市場的熱錢進入藝術品市場、全方位媒體的普遍關注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Artprice創始人及董事長蒂裏 艾爾曼(Thierry Ehrmann)認為,新富階層順應社會認知,借由藝術品收藏進入上層社會的所謂“凡勃倫效應(Vebleneffect)”(托爾斯坦 凡勃倫(ThorsteinVeblen)的理論:消費者對一種商品的需求程度,因其標價較高而不是較低而增加,商品價格定得越高越能暢銷,反映了人們進行揮霍性消費的心理願望) 也是造成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增幅大漲的原因。同時,他強調,一個國家當代藝術品交易市場份額的增加並不等同於這個國家當代藝術的銷售情況。例如印度藝術受到世界關注,但它並不是世界藝術品交易中心;俄羅斯也不是,但俄國富豪卻滿世界購買高昂的藝術品。只是這一點目前在中國是一個例外,2010年,沒有一件西方藝術家的作品出現在中國拍賣前150位的名單中。如果中國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藝術中心,它必須出售更多外國藝術品。
藏家構成的巨大變化
艾爾曼的説法是進一步的遠慮,就眼前來説,中國當代藝術品市場的火爆現象已經讓參與者顧不了這麼多。據權威數字統計,中國的億萬富翁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到2014年,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億萬富翁數量只佔到全球的16%。而這部分中國富豪處於愛國之心或者文化相通等原因,都普遍青睞中國當代藝術。印尼藏家余德耀、上海藏家劉益謙、王薇夫婦等算是媒體曝光較多的當代藝術收藏家,除此之外還有數以千計的隱形富豪熱衷於此。正如趙旭所説:“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價位相比國際市場來説相對較低,收藏家人群也逐年遞增。2010年的藏家總數估計是2008年時候的10倍,2008年的中國藝術品市場還是一個行家市場,現在很多藏家我都不認識了。2009-2010年,一次性購買3000萬元以上藝術品的超過200人,購買3,000萬元以下的買家更是多達數千人。這些人幾乎都是藏家,很少是炒家,金額過大的藝術品是很難出手的。在2009年之前如此大手筆的買家是不可奢求的,可能只有一兩個。”有了實力如此雄厚的一批買家,自然需要有與其財力相匹配的拍品推出。趙旭介紹,保利這兩年的拍品賣家構成也變化很大。以前高水準的作品都出自行家之手,現在好東西都在藏家的倉庫裏;過去徵集的範圍主要在國內,現在是全球到處跑,80%的拍品都來自國外,而且幾乎沒在拍賣市場出現過。國內有珍品在手的收藏家不超過10人,而且極少出售自己的收藏。2011年保利春拍的中國當代藝術版塊主打的是尤倫斯和漢雅軒畫廊收藏的專場。漢雅軒畫廊的創辦人張頌仁和尤倫斯一樣,都是見證和推動了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重要人物,還是尤倫斯收藏的重要建立者之一。原定尤倫斯收藏專場的拍品是34件,在採訪當天又追加了15件,預期會超過50件,其中曾梵志的畫作《婚禮》、周春芽的《綠狗》,還有方力鈞、余友涵等等著名畫家的多件作品都將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