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明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罐

明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

    過去學界一般認為青花五彩創燒于明成化，後由於1985年在西藏日喀則的薩迦寺發現了一件宣德青花五彩蓮池鴛鴦紋碗和一個高足碗，1988年又在景德鎮禦窯廠遺址出土同樣紋飾的兩件宣德青花五彩盤，遂使青花五彩創燒于宣德成為定論。

    其實，出現的早晚有時不是關鍵，譬如，成化青花五彩就達到近乎于空前絕後的藝術境界，在某種意義上還誘發了“鬥彩”的誕生。儘管後世官窯與民窯藝人曾競相傚法，但終究難以逾越。筆者認為，古往今來，惟個人的藝術造詣、繪畫理念和審美境界不與時代的發展相一致，也常常不以工藝的進步同步，誠如古來摹寫《蘭亭》甚至可達傳神的人甚眾，但再造右軍則殆難成就。所以，由木匠而成為畫家者，千百年來就是一個齊白石，而白石翁“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則一直被奉為至理明言。

    時至嘉靖朝，青花五彩于一朝間從面貌到韻味都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變化，僅以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為例，竟判若雲泥。一取典雅，以極淡雅之青花為主，礬紅色的遊魚並不刻意誇張;一取濃艷，青花發色濃艷並加添綠、黃、紅釉之諸般水藻紋。同時，兩者雖都刻畫有非常寫實的紅鯉魚，可是前者以三層水草、水藻、束蓮為主，魚遊其間，動靜相宜;後者下部為水草、荷葉、蓮花散佈，上部藻類、落花散落星羅，魚則極誇張，碩大而略顯笨拙，更添加俯視效果圖者，遂使畫面之完整與透視感均顯雜亂。但兩者相加，全球傳世真品僅見7件。國內一件藏于故宮博物院，一件藏于國家博物館，一件藏于首都博物館，一件藏于天津博物館，海外除英國一件外，另兩件原為“暫得樓”舊藏。

    “暫得樓”為香港已故著名收藏家胡仁牧(惠春)先生堂室名，所藏中國歷代瓷器聞名天下。因此，“敏求精舍”創會之初，先生歷任第一(1960-1962年)、二、四、五、六、八，以及十七、十八(1978-1979年)共八屆主席。其舊藏明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一件見拍于1985年6月紐約蘇富比，成交價110萬美元，創當時中國瓷器成交價紀錄;另一件1992年見拍，成交價260萬美元(按當時匯率約2000萬元人民幣)，又一次創中國瓷器的成交紀錄。當2000年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來自英國的那件露面時，更以4404.47萬港元(按當時匯率約4500萬元人民幣)成交。縱觀市場，竟每次露面均翻倍。

    本文介紹的這一件明嘉靖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應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富比見拍的“暫得樓”兩件舊藏之一，此次出現在北京翰海秋季拍賣會上，肯定將引起各路買家的極大興趣。

    這件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造型美觀，修坯規整，構圖活潑，畫面淡雅，繪工精細。周身所繪青花束蓮、水藻紋等，層次均勻，疏密有致，色澤明快，分水細膩，燒成溫度也控制的極佳。器蓋、器腹所繪12尾遊魚，均以黃釉打底，再施礬紅描繪復燒而成。其與北京西郊郝家灣出土現為首都博物館藏品的那一件，無論繪畫風格和器型特徵都幾乎完全相同。

    國人對於吉祥圖案應用最初是與《易經》有關，並大量見於春秋以降的構圖紋飾取向中，至歷代史書中，凡祥瑞的徵兆均記錄完備。

    由於漢字中“魚”與“余”諧音，故“有餘圖”出現甚早，《詩.小雅》中“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即有盈餘之意。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彩陶盆中見繪有魚，瓷器則盛行于元代磁州窯係的産品。元代末年，景德鎮窯開始倣磁州窯魚藻紋構圖風格，創作出一批青花魚藻紋盤和大罐，而這類構圖也往往是被陶瓷界認同度很高的元代標準器圖式風格。

    此青花五彩魚藻紋蓋罐，將“有餘圖”的構圖推向了高峰。因器物款署“大明嘉靖年制”，是為御用器，按官窯規制，係先由宮廷畫師繪製紋樣後，奉旨依樣燒造，故較之民窯魚藻紋罐的圖案講究大得多。其器蓋上等距繪四尾遊魚，是為“四序有餘”，即一年四季皆有盈餘;器身一週繪八尾遊魚，潛臺詞則為“八方有餘”;合成共十二尾也有寓意。因古人常以十二指代眾多，如南齊王融《望成行》詩中“金城十二重，雲氣出表裏”。也常以之指一天，即十二時辰，如吳越時望江亭名對“三千里路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所以，此圖案構成總括為四序、八方、十二時中皆有餘。當為嘉靖帝祈祝國泰民安的祭祀專用酒容器。

    這類嘉靖青花五彩瓷，無論青花發色和色彩關係的處理、運用，還是整體繪畫風格、品味、意趣、造詣，都與成化五彩有著明晰的繼承關係，甚至像一個人或一代人的作品，因此，至少可以判定為，此係造就成化輝煌的同一批人在嘉靖初年藝業的延續。正是由於有這一批高水品工匠的存在，才使得嘉靖早期的一些小型器，若不看底款極容易被誤認為成窯。而隨著這一代人的殞沒，嘉靖朝青花五彩也徹底變成了另外的樣子，並一直延續到萬曆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