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掌門”鄭欣淼講述故宮的故事

    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85週年。

    8年前的這一天，正是鄭欣淼開始“執掌”故宮博物院的日子。從此，他積極倡導“故宮學”，並於去年積極促成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的“破冰之旅”。今年，兩岸故宮博物院又組織了“溫故而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的活動。

    10月13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做客本報《文化講壇》，圍繞故宮的歷史文化內涵、抗戰文物南遷、兩岸故宮博物院的交流等問題，給現場聽眾以及廣大網民做了一場精彩演講，並回答提問。以下為演講摘編。

    今年是故宮建成590週年，故宮博物院成立85週年。

    故宮是今人對它的稱呼，明清兩代時叫紫禁城。我們談故宮時，往往包含三重含義：作為體現“非壯麗無以重威”、皇權至上，代表中國古代官式建築最高水平的建築群；作為中國歷代皇家文物、特別是清宮文物收藏的重地；作為見證中國封建權力中心變遷，以及宮廷文化延續的歷史縮影。
 
因為身處封建社會末期，它是中國封建制最後的、最完備、最特殊的表現，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見證與載體。

    故宮博物院建院歷史不長，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把末代皇帝趕出皇宮後的事，但卻反映出了當時中國人對歷史和文物認識的高度。它的命運也隨著中國現代歷史進程而起伏。

    文物南遷

    培育了故宮精神

    關於故宮，大家都比較關心文物。當我們津津樂道故宮現有150萬件（套）藏品時，卻不得不提抗戰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正因為這次文物大遷移，才使得大量文物避免了戰火的破壞，也直接導致了“一宮兩院”的隔海相望。
 
文物南遷，從“九一八”事變後就開始籌備，1932年裝箱，決定運往上海租界存放。當走到南京時，有人反對，覺得去租界存放文物，很沒面子。兩方意見僵持不下，最後，繼續運到上海，同時在南京修保管庫。1937年底，由上海運到南京存放的文物，又分三路先後西遷避敵。

    第一批走南路，共80箱。從南京到漢口，改用火車運到長沙，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存了5個月，後到貴陽、安順，最後又疏散到四川。

    第二批走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從南京到漢口，又從漢口到宜昌，再從宜昌到重慶。由於重慶轟炸得比較厲害，以後又疏散到四川樂山的安谷鄉。

    第三批走北路，7287箱。從南京用火車運到徐州，從徐州經隴海線又到寶雞、漢中。在漢中待了一段時間，又運到成都，最後運到四川峨眉縣。

    抗戰勝利以後，文物開始東歸。東歸之路很複雜，相對也是比較安全的：先集中到重慶，再分批運回南京。新中國成立後，文物分批北返，1950年時從南京運回第一批1500箱，到1953年又運了一大批。

    抗戰期間，故宮南遷文物13000多箱，再加上其他單位的文物，數量相當大。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光是中國，歐洲不少國家也都進行了文物遷移，但都沒有像中國、特別是以故宮為主的這樣的文物大遷徙。

    我做了一個比較。在時間上，我們動手早，持續長。美國、蘇聯是在1941年受到德軍、日軍攻擊後才著手文物檔案等的安全轉移；在空間上，中國幅員遼闊，古物文物穿越南北，橫跨東西，播遷不斷；在保護任務上，我們數量眾多，歐洲各國的文物轉移難度不可與我們同日而語；在保護力量上，投入巨大，集中了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現在，重走文物南遷路，有飛機、高速公路，也走得不容易，何況那時？

    故宮文物南遷和保護是抗日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全民抗戰的生動體現。

    這也直接培育和強化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是一次偉大的民族洗禮。中華民族在救亡圖存中形成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進一步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進了全民族空前的警醒和團結。故宮同仁在這一抗日洪流中，在保護國寶的實際工作中，在本院已有精神資源的基礎上，也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故宮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