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召開文化遺産保護工作會議，就本報報道的雲南大理唐代文物“龍首關遺址”被毀事件通報處理結果。大理市市長馬忠華在會上代表大理市委、市政府就龍首關遺址被損壞一事公開道歉。（《中國青年報》5月18日）

    這起唐代文物“龍首關遺址”被毀事件以官方道歉的形式結束了，看似皆大歡喜。但是，在筆者看來，如果社會和公眾僅僅停留于官方道歉的層次上，停留于對相關責任人不疼不癢的處理層次上，恐怕就將失去一次反思的機會，甚至根本不可能阻止下一次毀壞文物事件的發生。

    大理市市長馬忠華認為事件的主要原因，一是文物保護法律意識淡薄，忽視人民群眾保護文物的意願；二是文物主管部門監管不力，未建立全過程跟蹤檢查督促機制等。如此的總結真的到位嗎？在筆者看來，這樣的回答是表層的，最起碼來説，缺少應有的理性反思，相反，對毀壞文物背後的政績誘因進行了無意識的遮蔽，也正因為如此，淺嘗轍止的原因分析，很可能成為下一次毀壞文物事件産生的溫床。從這點上看，所謂的道歉很可能成為權力者卸責的“化粧術”。

    近年來，歷史建築保護和城市建設之間的較量越發激烈。事實上，唐代文物“龍首關遺址”被毀事件折射著時代的荒誕怪象：一方面是各地對歷史建築的保護與破壞幾乎同步發生，另一方面，卻是各地對所謂歷史文化名人故居的“爭奪戰”。 有關調查顯示，超過九成的公眾希望保留城市中的古建築，但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卻是越來越多的古建築正在遭到拆除的命運：洱海情人湖被填建豪華別墅……看到這些，如果不是生活在當下，恐怕很難讓人相信，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有人在爭奪，有人在破壞……

    但是，筆者以為，無論是破壞者，還是爭奪者，對他們來説，主導他們行為邏輯的思維只有一個——實用主義：歷史文化古跡能變現成多少現成的利益，文化古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攫取金錢的籌碼。而唐代文物“龍首關遺址”被毀事件不正是這種邏輯的産物嗎？

    古建築是人類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縮影，其産生與發展受到社會，自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因此，我們有必要看一下國外是如何保護古建築的。我們知道，意大利對羅馬、龐貝、比薩、佛羅倫薩、斯普萊托等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是成片保護，如古羅馬城就被全城保護下來，意大利人對於名城內重要文物的保護意識遠強于商品意識。正如人們所評價的那樣：像保護自己生命一樣愛護本國歷史文化古跡。

    面對唐代文物“龍首關遺址”被毀事件，最應捫心自問的是那些醉心於“政績工程”的官僚們。埃及文物管理委員會第一主席穆巴拉剋夫人説：我們沒有理由把祖先的遺産當商品對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承人類文明。應該承認，這種理性的姿態恰恰是我們欠缺的，也是筆者以為大理“毀城墻”事件反思不到位的地方所在。

    古建築是歷史文化名城的靈魂。必須看到，當前，我國古建築的保護還處於初級階段，表現在：一是古建築資源浪費嚴重；二是破壞性開發，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古建築的可持續發展；三是對古建築資源的保護不夠。

    城市如何保存古建築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命題，更是一個社會命題。誠如所言，古建築是一個城市的歷史見證，拆除古建築，無疑是在抹去城市的記憶。因此，應拋棄實用主義思維，站在文化和文明傳承的立場上來看到古建築，而不是掉進功利主義乃至被政績主導的陷阱中，才是正道。在筆者看來，要防止官員的道歉成為破壞古建築的“化粧術”，乃至成為推卸責任的一種粉飾！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