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署名為“姜宗福”的《房地産商“綁架”政府，當心經濟“撕票”》的帖子出現在各大論壇，經確認，該帖係湖南省臨湘市副市長姜宗福本人所發。在該帖中，姜宗福認為目前房價是“越打壓越攀升”，對此他提出了遏制房價上漲的五大招數：開徵遺産稅；分類開徵物業稅；對所有出租房屋和二套房均課以重稅；取消經濟適用房、大量建廉租房；縮小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公職人員收入分配差距，放緩城市化進程。（《新京報》4月20日）

　　依筆者看來，這五大招數除了“取消經濟適用房、大量建廉租房”一招能起一定效果之外，其他幾大招數基本不靠譜，甚至説得難聽點，那些招數不是嘩眾取寵，就是喪失理智。

　　在賣方市場下（不管是出售還是出租），開徵遺産稅和物業稅除了加劇政府與民爭利、進一步推高房價外，毫無益處；對所有出租房和二套房均課以重稅，亦只會全面加大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成本，反過來不僅對房價，而且對中國經濟造成內傷；縮小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公職人員收入差距，更令人啼笑皆非。難道是二三線城市缺乏政府公職人員嗎？政府機關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還不夠嚴重？

　　更別説通過“放緩城市化進程”來抑制高房價了。眾所週知，城市化正是今日乃至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步的最大動力。過去長期地人為阻礙城市化進程，不僅導致了城鄉差距過大等惡果，而且留下了人口過度增長、資源和生態環境被過度破壞等幾代人都難以修復的負面遺産。

　　高房價不過是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次生問題，它其實是與低收入“相輔相成”的硬幣的正反兩面，但令人納悶的是，輿論似乎只把火力集中在高房價上，而忽視了低收入。比如，為什麼糧食價格被壓低得超乎尋常，導致農民收入更低？為什麼每年全國55％以上的工資被不到8％的壟斷企業職工所獲取？為什麼公職人員收入那麼高卻仍然佔有了絕大多數經適房，導致北京70％的土地供應都給了政策房還不夠用？

　　還有一個更為全局、更為普遍性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內地人均工資全球排倒數前列，但內地的物價卻“超英趕美”？

　　2010年2月，知名經濟學家左曉蕾女士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和泰國物價之比讓人困惑》，指出中國一般消費品價格，與人均GDP超過中國37％的泰國相比，平均高出30％~40％。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歐美的商品價格上。她比較了某一法國製造的服裝價格與進口的同一品牌服裝的價格，中國國內價格幾乎高出一倍；在加州機場商店的美制風衣，價格連進口價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而法國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國10倍還多，美國的人均GDP超過中國15倍。

　　實際上，郎鹹平教授也早就指出，中國內地的人均工資倒數第一，但物價遠遠超過美國等地。中國的汽車價格甚至是美國的3倍。

　　專家學者的調查和社會大眾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國內出現了不少“代購”一族，專門到海外買便宜貨。人力資源服務機構ECA在2009年6月的調查結果足以印證——繼日本東京等4個城市之後，北京、上海、香港成為亞洲生活消費最為昂貴的城市。京、滬、港三市分別從上年度的全球第104、111和98位，飆升至第26、28和29位。在被調查的亞洲城市中，前10名裏，中國城市佔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廣州。此外，天津等10個城市也排進了前30名。

　　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已被國人概括為“工資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歐美標準”。至於其根源，張庭賓先生認為是“國家宏觀管理成本”的比較劣勢，造成了中國的畸形物價（《第一財經日報》4月19日），可謂一語中的。

　　中國內地普通民眾收入低而市場物價高的“原生”問題不解決，單方面解決高房價這個“次生”問題，難道不是緣木求魚？（童大煥）

責編：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