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特稿 西宮伸一去世之後，誰來擔任日本駐華大使？有日本媒體猜測，“知華派”官員宮本雄二將再次赴華任職。歷史上，有的“知華派”曾為推動中日友好而努力，而有些人則絞盡腦汁，以“知華”來“制華”。“知華派”的服務對像是日本政府，一切的外交與政策均從日本國利益出發，一切從外交的現實需要出發。

“知華派”他們是誰？

日本長期從事日中關係研究的高野教授曾這樣定義“知華派”：“一般是指在外務省、經濟産業省、財務省等政府部門及屬下研究機構的涉華人員，以及大學和民間企業從事中國問題研究或對華事務的人員。”“知華派”也存在於《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媒體中，活躍于微博世界的“Domo君”“朝日新聞社”等賬號及其運營團隊也是廣義上的“知華派”。另外，在日本，媒體將在外務省會説中文和選擇進修中文的職員集團稱為“China School（中國學院派）”，此概念也逐漸成了親中派的代名詞。

政界的“知華派”最為世人熟知，剛剛病逝的日本候任駐華大使西宮伸、現任駐泰國大使佐藤重和、曾任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日本代表團團長的退休外交官藪中三十二等人，皆為日本“知華派”的代表人物。一名曾在日本駐華使館工作的資深外交官亦坦言，若將研究中國問題及從事日中交流合作的人都稱為“知華派”，這樣的人在日本很多，但現在真正懂得如何同中國打交道並了解普通中國人想法的“中國通”並不多。

他們多為社會精英。名校、法律專業、中國通，是多數“知華派”政要的標簽。接替西宮伸一齣任駐華大使呼聲很高的宮本雄二畢業于京都大學法律系（日本第二所國立大學，國內排名僅次於東京大學，2010QS世界大學排名第25名）；西宮伸一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律系；日本駐華政務公使垂秀夫畢業于日本京都大學法律系，後曾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大學之一，上海交大2012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第12名）留學，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兩次學習經歷之間，從京都大學畢業後，作為外交官候補人才的垂秀夫曾在南京大學留學。

被稱為“頭號中國通”的阿南惟茂漢語極為流利，對中國的了解細緻入微，能非常精確地説出一些普通中國人都不太熟悉的縣，包括縣長的名字、當地的物産、日資企業的狀況等等。在傳媒界，日本最著名的“中國通”之一、《朝日新聞》前駐北京支局長秋岡家榮，與周恩來總理私交親密，更是“文革”期間唯一留京的西方記者，後創建朝日中國文化學院，並任首任院長。

推動中日友好，“知華派”是先驅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日本政壇所謂“知華派”為中國所熟知。1972年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是代表人物之一。從他之後，歷屆首相和外相以及後藤田正晴、加藤纮一、野中廣務等著名政治家，都把推動對華關係視為維護日本長遠利益的重中之重。幕後“知華派”官員大多集中于日本外務省、通産省、大藏省等政府部門。在當時的日本外交官中，“駐華大使”一職是眾望所歸的一個位置。要獲此“殊榮”，除要具備一流精英和對華事務專家的條件以外，還需具備曾任外務省中國課長、亞洲局局長以及駐華使館各級職位等經歷。 秋岡家榮是中日友好關係的推動者和見證人，他曾創建日中友好99人委員會，聚集起一批致力於兩國友好交流的“知華派”人士。秋岡家榮的妻子曾介紹到：“當時給協會取名‘99’，不僅因為創立時的人數是99人，也因為‘99’在中文裏有‘長長久久’的寓意。”

二戰之後，日本政界“知華派”涌現出了許多致力於推動中日友好的人物，包括石橋湛山、松村謙三、高碕達之助等。前首相福田赳夫（福田康夫之父）在1978年12月簽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日本研究專家馮昭奎曾把自民黨從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至90年代初劃分為5大派系，其中，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鈴木善幸—宮澤喜一這條線一直表現出重視對華外交的積極姿態。

但“知華派”在日本政壇的作用並不單一

有的“親華”，在日本國內被稱為“賣國奴”。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3月，日本政治雜誌《新潮週刊》（該刊物政治立場偏右，措辭激烈，以爆出“美女大臣為小泉殉情”之類的內幕新聞著稱）刊登評論，將三名日本外務省官員稱作“三大賣國奴”。這三人分別是：時任日本駐華公使井出敬二、時任外務省經濟協力局局長佐藤重和時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泉裕泰。其為每個人都列出“罪行”：佐藤重和被指在對華ODA問題上反對日本政府最終全面停止ODA的方針；泉裕泰被指在小泉首相與溫家寶總理會談時向日本記者團隱瞞了會談的真實情況；井出敬二則被指責在去年出版的《與中國媒體打交道的方法——現役外交官第一線的報告》一書中承認了中國方面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並在公開談話中歪曲了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觀點。文章還強烈抨擊了前任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並對宮本雄二表示了懷疑。 “知華派”逐漸失勢已是不爭的事實，中議員聯盟委員長林義郎退任後曾出現無人接任的情形。《環球時報》曾刊文指出，近年來日本政府內不少通曉漢語、長于中國事務的高級外交官被陸續調離對華外交領域，被派往美國、東南亞、南亞以及其它地區的使領館。

大量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乾脆將“知華派”稱作“媚中派”，前任經濟産業大臣二階俊博主張以對話方式解決中日東海油氣田問題，被右翼勢力扣上“賣國大臣”、“江湖騙子”等帽子。日本保守媒體抨擊“知華派”的觀點是“軟骨頭外交”、“磕頭外交”，右翼團體甚至不時發出恐嚇之音。二階俊博曾收到過一封寫有“不要向中國獻媚”等內容的恐嚇信，信中寫有“你已將財産和財富出賣給中國”、“勸你自殺”等內容，並附剃鬚刀片一枚。

日本政治評論家木村澤二曾説，在目前的日本社會，“知華派”主張和發展日中友好的人已經不能在公開場合説中國的好話……刊登這些言論的媒體也會受到株連，部分右翼分子會以各種各樣的藉口對其進行騷擾。與之相反，堅持反華立場的言論卻被日本部分媒體大肆報道。例如，中島嶺雄、岡崎久彥、古森義久等人的反華文章常能在《産經新聞》上大篇幅刊登，影響日本的輿論。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理事長中田慶雄先生認為，最重要的不是日本“知華派”總人數的多寡，而是有較高的地位和威望、真正了解中國並願意促進兩國友好關係向前發展的“知華派”政治家有多少，在制定對華政策過程中能夠提供決策建議的“知華派”有多少。在小泉純一郎之後的日本首相中，安倍晉三主張對華強硬；麻生太郎曾積極支持“台獨”分子李登輝訪日；野田佳彥更是上演了一齣非法“購島”的鬧劇。“知華派”政要中，鳩山由紀夫由於能力有限，支持率一路狂跌，只在首相的位置上坐了9個月；菅直人則因福島地震一事民心盡失。一系列的打擊令“對華友好”的聲音漸弱，“知華派”並非“親華派”，一旦友好的大門被徹底關閉，“知華派”或會成為“反華”的利器。

有的“制華”，在當今日本政壇實佔上風。6月10日，日本保守派政治團體——“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組織了一次“釣魚島釣魚大賽”。參與登島行動的6名日本國會議員之一的高邑勉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高邑勉熟讀《三國演義》《西遊記》《隋唐演義》，從慶應大學法學院畢業多年後，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留學，期間，他衝破重重設防深入中國基層調研。

曾制定侵華方略《田中奏折》的田中義一是二十世紀初最為著名的“中國通”，他熟讀《大清一統制》與《曾文正公全集》，卻一直都在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曾策劃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1882年入東京外國語學校專修漢語。1886年來華，在上海、東北等地蒐集情報，從事間諜活動。“九一八”事變後定居大連。出於情報戰的需要，日本陸軍中野學校曾在戰時培養出一大批“中國通”為侵華戰爭服務。

“知華派”並非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産物，日本軍國主義將第一批“知華派”帶到了中國。多年之後，日本政壇對於“知華派”的排擠更可以看做是一次篩選，並把選出的“合格産品”擺放在正確的位置之上。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懷中曾這樣評價現今的日本“知華派”：很大一部分是從維護國家長遠或政府現時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理念和道義”出發對華友好。這些人的直接出發點，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較為理性地認識到起碼從經貿結合和相互依存關係出發，日本必須與快速發展的中國友好交往；二是從對外戰略出發，從牽制美國、爭取更多戰略迴旋餘地的目標（包括早日實現“入常”、成為政治大國）出發，注意發展對華友好關係；三是通過同中國方面保持“溝通渠道”，拓展和增大作為政黨派系和個人的政治資本。

在《菊與刀》一書中，作者一開始就提到，“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的行為舉止，以便同他們打交道”，“在日本的鎖國政策被打破後的75年間，人們往往用一連串‘但是，又------’”來感嘆日本政府的政策與日本人的思維。有學者撰文分析日本外交政策，稱其是“蝙蝠性格”，在外交上“表裏不一，搖曳不定”。哪有利益，就往哪飛，這樣的外交政策也被人稱為“現實主義外交”。從這個角度來看，冷戰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被學界痛批是“沒帶航海圖的航海”，因此“知華派”又是政壇不可或缺的力量。

即便是一個“知華派”出任新一任駐華大使，也無須更多期待。因為對於日本的“知華派”來説，擺在他們面前的永遠是本國的利益，中國是棋子，美國也是棋子。甚至他們自身也只是一顆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