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強制收治標準過低、範圍過廣

根據衛生部2007年的《精神衛生宣傳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識要點》，精神疾病有10大類、72小類，近400種，甚至包括老年癡呆症、焦慮症、失眠症、人格障礙、智力低下等——這意味著這400多種精神疾病的患者都可以被強制收治，再加上“疑似精神疾病患者”，即未經診斷的人，其實就是説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強制收治的對象。知曉這個常識，也許我們就更能理解孫東東教授當年一語驚醒國人的“中國訪民99%都有精神病”之高論。[>>詳細]

法律忽視了患者本身的權利

法律在強化精神病患者“監護人”權力的同時卻忽視了患者本身的權利，譬如在設計入院出院程序和個人權利的處分時，都規定要取得監護人的同意，而不尊重患者本人的意願。聯合國1990年通過的《保護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則》明確規定：“患者有權選擇和指定一名律師代表患者的利益，包括代表其申訴或上訴。若患者本人無法取得此種服務，應向其提供一名律師，並在其無力支付的範圍內予以免費。”遺憾的是，我國精神病患者訴權卻仍是一片空白。[>>詳細]

糾錯機制缺乏、司法救濟失靈

1、精神病患者出院遵循“誰送來、誰接走”的規則。醫院堅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當事人出院，即便醫院明知送治人是出於利益衝突將當事人送來，也堅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換言之，醫院只對支付醫療費的人負責。

2、患者住院期間沒有糾錯機制，投訴、申訴、起訴皆無門。一旦被收治，無論當事人怎樣抗議，都沒有第三方機構來處理異議。

3、司法救濟失靈。出院後，試圖通過訴訟來維護個人權利的當事人面臨著重重困境，要麼被否認訴訟行為能力，把訴權徹底剝奪；要麼誤入“醫療糾紛”陷阱，在有沒有病這個問題上進行拉鋸戰，忽視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規範。[>>詳細]

用精神病醫學標準代替法律標準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精神病人強制治療僅限于他對社會實施了危害行為，經過法定鑒定程序後不負刑事責任，這部分人必要時可由政府強制醫療。“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除司法機關依法採取強制措施之外，任何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都不能非經法律程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雖然“強制收治”理論上的目的是為了“治病救人”，但它是以剝奪人身自由為前提的。既然需要剝奪人身自由，那就應當依法履行必要的程序，比如對疑似精神病人進行司法鑒定，若非司法鑒定也要經過司法機關的認可，而且是否強制收治必須經過公安機關的審批或備案——不經過司法機關這一關，“強制收治”都帶有非法拘禁的性質。[>>詳細]

把送治人的意願看作是當事人本人的意願

縱觀近年發生的數起“被精神病”事件，你會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那就是在強制收治之前沒有進行任何的鑒定——扭送的家人或者工作人員説他患精神病他就是精神病人了，而且出院還必須是“誰送誰接”。

一旦被送治，當事人就喪失了話語權，成為任“監護人”宰割的對象——由於送治人就是付款人，付款人就是監護人，醫院實際上只對付款人負責。[>>詳細]

成攔截上訪“維穩”工具

在扭曲的公權力面前，那些不馴服者“被精神病”，成了某些地方維穩的“創新做法”，無論是強拆中的釘子戶，還是越級的上訪者，被扣上“精神病”帽子的新聞時有發生。

早在北大教授孫東東提出“老上訪專業戶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的先進理論之前，某些截訪者將無辜群眾送進精神病院接受“精神改造”的事情就已屢見不鮮。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因上訪于2003年被鄉政府幾名工作人員送入精神病院，其間被強行捆綁48次、電擊54次，直到2007年才被得知他下落的家屬解救出來。讓公民的民主權利和尊嚴輸給公權力長達六年之久，想來就讓人膽寒。[>>詳細]

成謀財害命“合法”手段

一方面，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精神病醫療成了一個賺錢的行業，有的醫院把非自願住院及治療視為普通消費行為。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職業道德是不太牢靠的，普通人被扣上“精神病”帽子，很大程度皆源於此。[>>詳細]

另一方面，在這個赤裸裸的金錢社會裏，一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不惜借助精神病鑒定立法上的缺陷，隨意將受害人認定為精神病人。江蘇的朱金紅，深圳的鄒宜均，均被親生母親為謀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這類合法傷害在親人間的相互傾軋顯得尤為刺眼。[>>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