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五）
歷史的時針是艱難與曲折、崎嶇與坎坷的“合金”製成的，要撥動它，必須有堅忍不拔之志。
長征的苦難悲壯，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紅軍不僅時時面臨著惡劣環境和饑寒交迫的嚴峻考驗，更面臨著革命與反革命的生死較量、黨內團結與分裂的尖銳鬥爭等。
有首歌唱道：“能吃的都吃了/草根樹皮野菜/能煮的都煮了/馬靴鞋幫皮帶/最後一把青稞/已經是很久前的事情/最後一次飯香/好像隔世滋味。”這是紅軍長征艱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敵我鬥爭空前激烈。長征路上，紅軍突破了國民黨中央軍和10個地方軍閥部隊的圍追堵截，平均3天就發生一次激戰，而且是以極其簡陋的武器裝備對付以飛機大炮武裝的優勢敵軍。紅軍犧牲的營以上幹部400多名，師以上幹部80多名，軍以上幹部8名，10多萬將士血灑征途……
最慘烈的湘江之戰，整師整團的紅軍部隊幾乎都壯烈犧牲。當地流傳著一句話：“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面對著人類生存極限的考驗，面對著一支軍隊難以承受的巨大犧牲，面對各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沒有根據地作依託，沒有後勤補給作保障，只有共産黨及其領導的紅軍才能創造以少勝多、反敗為勝的戰爭奇跡。
紅軍最大的優勢是堅強的領導、精神的力量。紅軍憑藉那種堅忍不拔的鋼鐵意志，那種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在人類戰爭史上書寫了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這正是共産黨人為理想敢於拼搏勇於犧牲先進品格的集中體現，把中華民族不懼艱難、百折不撓的精神發展到一個新高度。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我們黨的奮鬥史都啟示我們：輝煌，往往伴隨苦難；苦難，也能孕育輝煌。
習主席深刻指出：“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
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征途上，沒有哪一條路是一馬平川的。要取得偉大勝利，必須經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紅軍在長征中展現的堅強意志品質、超凡血性膽氣，已經成為人民軍隊的底色和基因，永遠是我們剋敵制勝的精神利劍。依靠這把利劍，縱是千難萬險，我們也能“殺出一條血路來”。
（六）
“攻戰之本，係乎民心”。
毛澤東曾斷言，如果國民黨“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一定會被消滅的”，“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
“一棵花生兩顆仁，紅軍百姓一家人；紅軍本是老百姓，百姓也就是紅軍。”這首流傳在中央蘇區的歌謠，就是軍民一家人的生動寫照。
紅軍來自人民。在很多蘇區，家家有紅軍，戶戶有烈士。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到主力紅軍長征，江西興國約23萬人口中，就有8萬多人參加了紅軍。
紅軍為了人民。國民黨軍隊所到之處“雞犬不寧”，紅軍所到之處卻“雞犬不驚”。
長征勝利依靠的是人民。長征途中，人民群眾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為紅軍籌款籌糧、掩護傷員、傳送消息……強渡大渡河，十幾名船工和紅軍勇士一樣奮不顧身。涉險過草地，一位60多歲的藏族通司為紅軍探路，經過4天4夜，開闢出一條讓紅軍大部隊通過的生命線。
紅軍長征曾經過近20個少數民族聚居、雜居區。國民黨在這些地區留下的是民族隔閡和仇恨，紅軍經過後，廣泛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培育了深厚的民族情誼。不少人參加紅軍後，成為英勇善戰的革命戰士。
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説：“紅軍之所以能突破重圍，不僅在於有軍事力量，而且在於深得民心。”
民心所向，勝之所往。“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
從“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紅軍長征，到“陷敵於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抗日戰場，再到“小推車推出勝利”的決戰決勝，我黨我軍始終和人民站在一起，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勝利的天平向敵我哪一方傾斜，早已判定。
80年過去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望那段烽火歲月，我們必須經常自問：能不能始終像紅軍先輩那樣“和民眾打成一片”？能不能始終做到和群眾“有鹽同鹹，無鹽同淡”？對人民群眾的感情還是不是那樣濃？聯絡群眾、組織群眾的本領還具不具備？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習主席發出的這句宣言，鏗鏘有力，意味深長，道出的是共産黨人的心聲。
“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絡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習主席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我黨我軍的生存之本、發展之根、制勝之道。
今天我們行進在強軍興軍偉大征程上，奮鬥所指，聚力所向，就是為了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過去，我們依靠人民戰爭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未來，我們還要繼續深入探索信息化戰爭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更好地發揚我黨我軍的這一最大政治優勢。
（七）
一位三過草地的紅軍女戰士回憶長征這段歷史，曾深有感觸：“集體的利益，是紅軍一切行動的準繩。”
一切為了大局，一切為了集體，一切為了革命勝利，保持高度的組織紀律性，這是長征勝利的重要因素，也是長征精神的重要方面。
長征之初，紅二、紅六軍團為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發動了“湘西攻勢”，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蔣介石隨即組織了對這一根據地的大規模“圍剿”。
遵義會議後，紅軍雖採取靈活機動戰術，但總難以甩掉敵人。毛澤東等決定讓能跑善打、敢於獨立作戰的“老九”，即羅炳輝率領的紅九軍團執行誘敵任務，以少量兵力牽制大量敵人。紅九軍團接受命令後，偽裝成紅軍主力，在大部隊渡過烏江後，果斷決定放棄渡江，留下與敵週旋，為紅軍主力擺脫敵人圍追堵截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中央紅軍抵達陜北時，部隊供給極度困窘。先期抵達的紅二十五軍知道後，立即將自己部隊的絕大部分積蓄送給中央紅軍。
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黨和紅軍指戰員更顯示出堅強黨性和大局意識。張國燾要朱德發表宣言反對黨中央，朱德嚴詞拒絕。鬥爭的關鍵時刻，紅四方面軍領導徐向前毅然決然地説：天下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何叔衡，黨的“一大”代表，曾迫切要求跟隨紅軍主力一同轉移，並準備了兩雙結實的草鞋。但當中央決定讓他留下來繼續鬥爭時，他堅決服從。後來，在長汀突圍戰鬥中英勇犧牲。劉伯堅，曾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等，中央安排他留在蘇區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他知道留下意味著什麼，但馬上帶著官兵在於都河上架橋，為主力紅軍出征作準備。後在率部突圍時被俘，英勇就義前所作的《帶鐐行》，充分展現了革命者“志氣愈軒昂”的浩然正氣。
勝利，總會有犧牲。
今天，推進強國強軍偉大事業，面臨的條件和環境已遠非當年革命戰爭年代可比。但為了“大我”，捨棄“小我”，永遠是偉大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和保證。
特別是當前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進入關鍵期，更加需要我們每一名官兵、每一支部隊都牢固樹立大局意識、紀律意識、團結意識。
長征時期，“走”還是“留”，往往意味著生與死的抉擇。今天，面對改革中的走與留、得與失、進與退的選擇，我們有什麼理由瞻前顧後、患得患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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