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發展藍圖解析光明前景——首批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前瞻“十三五”發展

中國新聞光明日報 2016年03月16日 08:1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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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全國兩會勝利閉幕，新的發展藍圖已經燦然鋪開。“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究竟如何？應當怎樣穩步實現“十三五”時期的奮鬥目標與美好圖景？社會各界熱切期待智庫發聲解惑，建真言、謀良策。

　　為更好地研究闡釋兩會精神，前瞻“十三五”時期發展，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秘書處特別約請部分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或負責人撰寫系列理論文章，並委託光明日報《智庫》版獨家刊發。本期特刊發蔡昉、張維為、王靈桂等作者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啟迪。

　　中國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有底氣

　 　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裏，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 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産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經高度讚譽中國經濟成績的觀察者，也不免對中國經濟的前景産生悲觀看法；一些長期唱衰中國 經濟，一次次喊著“狼來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預言者，這回以為終於被自己誤打誤撞説中了；還有一些投機者，以為中國增長的減速為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躍 躍欲試地要做空中國經濟。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這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産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 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週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週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 為需求不足導致的週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 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週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 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 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 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 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裏所有國家的平均水 平。因此，無須從週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 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説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 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判斷倒是説得通的。不過説不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預測中國很快就會回歸到3%左右的“均值”上來。或許，他是因為終 究沒能明白，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性障礙，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 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並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穫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 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 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的速度而在於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 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 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産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産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産業産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 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 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産業方向和 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並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採購經理指數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 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複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複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 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 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 2009年達2.67：1的峰值後，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 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並尋 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 質，也是由於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 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 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産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 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 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 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 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作者蔡昉 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道路越走越寬廣

　　每年中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已是中國的“政治季”，成了展現人民民 主模式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西方一些媒體這麼多年似乎還是沒有多少長進，依然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對中國的經濟和民主繼續作出種種誤判。曾多次預測中國 即將崩潰的美籍華人章家敦，最近又預測中國經濟體系今年可能就會崩潰。《環球時報》記者問我：如何看待他的預測，我説，從過去這麼多年的情況來看，章家敦 一預測“中國崩潰”，中國就躍上一個新的臺階，所以只要他預測“中國崩潰”，我就感到放心了。

　　仔細看一下西方對中國的種種誤判，大致是兩個邏輯，一個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邏輯，另一個是“民主原教旨主義”的邏輯。按照“市場原教旨主 義”的邏輯，你只要不是新自由主義界定的市場經濟，那麼你就要走衰，陷入危機乃至崩潰。其實，西方自己的經濟情況那麼糟，怎麼好意思來對中國的經濟指手畫 腳，畢竟不是中國陷入了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而是西方陷入了這些危機，西方模式下，多數民眾的實際收入過去20來年幾乎沒有增長。按照諾貝爾經 濟學獎獲得者施蒂格利茨的評估：美國2014年的中位實際收入比1989年（25年前）的水平還要低。

　　這種情況與中國模式帶來綜合國力全面提升和百姓財富大幅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雖有不足，但總體上看，它能夠把 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結合起來，它的戰略規劃和執行能力比較強，它的糾 錯能力也比較強，它已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以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即使每年經濟總量只增加6.5%～7%，三年新創造的財富就接近一個法國的經濟總量。

　　新自由主義的信徒習慣於把中國的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對立起來，而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把兩者看作一種互相補充、相得益彰的關係，中國要把國有企 業做大做強，也要把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各自發揮好各自的功能，互相促進，最終把整個中國經濟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當然，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相互補充是 一個理想目標，在實際操作中，兩者也時有矛盾，但朝這個方向走是主流，這正是中國模式的獨特優勢。

　　中國“十三五”時期的發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理念為指導，統籌了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紮實推進“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 一體化等大戰略，並承諾做百件大事，如此恢宏壯麗的藍圖，令國人精神為之一振，令國際友人為之感嘆。這種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能力是中國模式的核心競爭力， 西方模式怎麼能比。

　　至於“民主原教旨主義”的邏輯，它只認可西方的政治模式，只要你與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樣，你就沒有政權合法性，就要陷入危機乃至崩潰，實際上， 今天應該是西方民主模式最需要反思自己的時候，因為西方經濟沒有搞好，社會危機不斷，極端主義政治力量紛紛抬頭。坦率地説，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今日之美國， 怎麼都難以把美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與多數中國人所理解的民主聯絡起來。蓋洛普這些年的民調顯示，對美國國會有信心的美國公眾徘徊在10%左右。這麼低的支持 率，怎麼能代表人民呢？怎麼能説明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個好制度呢？更有甚者，花這麼多錢的民主還算是民主嗎？倒是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説得直白：“所 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現在和我辯論的有幾個沒有收過我的錢？我請希拉裏參加我的婚禮她就來了，因為我捐錢給她的家族，她必須來！”

　　面對金錢政治對西方民主的滲透，牛津大學學者斯泰恩·林根警告説：英美民主可能已經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滅命運的“臨界點”：“三權分立制度的設 計初衷是通過政府權力間彼此制衡，最終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但今天，權力互相牽制形成了僵局，整個國家得不到亟須的良好治理。任何一個旁觀者都會輕易而驚愕 地發現，美國的‘社會不平等’與‘政府不作為’是那樣的密不可分。原本賦予憲政體系的權力被諸如政治行動委員會、智囊團、媒體、遊説團體等組織榨取和篡 奪。”“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並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相比之下，中國人自己探索的人民民主之道和協商民主之路，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已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條道路確實越走越寬廣。中國今天已經 形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走出去，請進來”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中國一個五年計劃的制 定，經過上上下下無數次的調研、諮詢、協商，才得以形成。正是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制定和執行，帶來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 司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但西方國家很難有國家發展的戰略規劃。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難 以延續了。

　　當然，中國前進的道路上還面臨不少困難，從資源環境到人口結構，從實體經濟到對外貿易，從腐敗治理到地緣政治，我們都面臨著挑戰，但過去60多 年，中國遇到的溝溝坎坎還少嗎？我們不是都跨過來了嗎？很多人當時都認為中國過不去了：“大躍進”的災難過不去，“文革”的悲劇過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難 過不去，社會普遍貧困的狀況過不去，物價改革過不去，國企改革過不去，稅制改革過不去，銀行改革過不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坎過不去，金融危機的衝擊過不 去，“非典”過不去，等等。但現在回頭一看，都過來了，而且中國的道路確實越走越寬廣。中國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超大型國家，過去數十年中國迅速崛起的經驗證 明，中國已經找到了使自己重返世界之巔的正確方向和道路。

　　（作者張維為 係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

　　全力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和平環境

　　“十三五”時期，中國與世界的聯動將更為突出，中國影響世界的動能將更為強勁，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將更為緊密。中國外交將舉全力，營造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和平環境，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世界新秩序。“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貫穿中國外交的一根主線。中國相繼與東盟、周邊、非洲、拉美等達成構 建“命運共同體”，將“命運共同體”理念擴展至世界。“命運共同體”突出了對人類共同利益和文明發展的尊崇。中國認為人和人之外的世界，國與國之間的關 係，並不是一種對立、零和與突變的關係，而是協調、相互擁有與連續的關係。十三億中國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給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中國 致力於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為世界發展打開更大的空間，為世界和平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十三五”時期的中國外交將繼續推動中國夢的落 實，並積極保持與亞太夢、世界夢的聯動。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增強全球發展能力。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別於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搞集團對抗，是新 時期面向全球的新型發展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以增強沿線國家的發展能力為宗旨，包含著中國對內部發展和外部環境聯動的主張，即如果沒有周邊的共同發展， 中國的發展也不可持續。“先富”的中國應該帶動周邊地區“後富”的國家，實現共同可持續發展。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下，沿線國家將擁有新的合作平臺和更廣泛的共識，特別是像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這樣的新投融資平臺，為積極實施對接戰 略的沿線國家提供更多的發展動力和合作機會。同時，“一帶一路”倡議也帶去信心，通過地區合作，減少外部摩擦，擴大發展的外部機遇。

　　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目前，世界經濟面臨艱難復蘇，其原因既有週期性因素，也有結構性因素。多數人同意，美國締造並維持的一套國際經濟制度未能 跟上時代的步伐，沒有反映新的世界經濟現實，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需求。為此，改革並完善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將是世界 經濟邁向新的發展階段的必由之舉。

　　中國不僅將繼續推動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也將完成一系列雙邊和跨地區的超大型區域投資貿易協定談判。中國還將提升在IMF的份額和投 票權重，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為穩定全球金融體系作出重要貢獻。鋻於“十三五”期間中國推動經濟增長有賴於服務業和“互聯網+”的新經濟，中國將在有關 互聯網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上作出新的努力。此外，中國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大國，對正在形成中的新一代國際投資規則也將發揮顯著影響，提升保護海外經濟利益的 能力。

　　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維護二戰後國際秩序。目前，國際體系的主導者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國際體系仍有決定性影響，而纏繞在西方戰略決策 者心中的國際政治魔障之一是“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終有一刻會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但顯然不認可也不會接受這 種“宿命論”，而是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主要任務是建設國內社會，而不是對外擴張。至“十三五”末，中國的人均收入才超過1萬美元，離美 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西方近代歷史上的崛起國與守成國，其人均收入均屬世界領先。一定程度上，國民收入在短期內的迅速接近，加上執政者疏于管控國內局 勢，導致急速對外擴張，引發大國間衝突，嚴重惡化國際秩序。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不會遭遇這一困境，中國仍然是二戰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 建設者。

　　傳播五大發展理念，重塑中國發展形象。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中國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經濟發展新認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發展方式。

　　於世界而言，遵循五大發展理念的中國將呈現出新的形象。中國將成為全世界重要的創新性大國，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大幅度增強。通過協調發 展，中國的區域、城鄉、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不平衡問題將得到顯著改善。綠色發展將提高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匹配 性，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的貢獻。開放發展則意味著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機會，包括更開放的市場、更優化的資源和更完善的規則等。在共享發展理念引 領下，中國的發展將讓各國和地區更多分享中國的發展成果。

　　堅持正確義利觀，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在國際舞臺上，強調道義和正義是大國氣象的體現。中國在國際合作中，一貫注重義利並舉、義利兼顧和義利兼得。通過互利共贏的合作發展，中國正在不斷擴大朋友圈。

　　在去年12月舉行的巴黎氣候大會上，中國不僅堅守二氧化碳減排的諾言，而且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變化援助，是建設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的有力 體現。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國也將承擔必要的安全義務，更加積極參與地區熱點問題解決，為維護世界的和平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與此同時，中國也將越 來越認識到，如果要成為一個舉世公認的新型大國，中國也必須“免費讓一部分國家搭車”。

　　拓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豐富外交內涵。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傳統外交已經讓位於更富內涵的新型外交。地方政府，企業、協會、大學和智庫等民間團體，乃至於普通公民都有參與外交的機會和能力，這種新型外交為改善國家關係、鞏固傳統友誼和提升中國影響力作出貢獻。

　　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離不開民眾的支持。在世界經濟低迷、轉型加速的態勢下，各國政府面臨更為緊迫的民意壓力，做好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有助於豐富中國外交內涵，也將促進“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維護中國海外權益。今後五年，中國將實現進口10萬億美元、境外遊5億人次、對外投資1萬億美元的目標。這樣大規模的“進出”，是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確保這種超級規模的“進出”安全，將是中國外交的重大任務。

　　“十三五”時期，中國可通過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則，切實提升海外權益保護。在涉及中國利益集中的地區，響應當事國的需求，可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和保障能力的相關建設。與此同時，中國外交也要增強對各類地區和國別風險的識別能力，與他國分享有關安全領域的信息。

　　按照“十三五”時期的目標，至2020年末，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比2010年翻一番，即分別達到82萬億元人民幣和4.2萬 元人民幣。按照IMF公佈的數據，以市場匯率計算，在“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總量將凈增加5.7萬億美元，大致相當於2010年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 的比重也將上升至17.8%。縱觀歷史，在五年內實現這樣一種增量前所未有，將給國際體系帶來重大影響。“十三五”時期中國外交的任務，除了維護一個中國 經濟增長所需的外部環境之外，還要積極應對中國自身進一步發展給國際體系帶來的影響。

　　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的新年賀詞中説，“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十三五”時期，中國外交要緊緊圍繞發展這個中心，構建以互利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全力營造和平的外部環境，推進全球共同發展。

　　（作者王靈桂 鐘飛騰 係中國社科院全球戰略研究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