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險的風旗

張同道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紀實臺 2011年09月28日 17:3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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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現代主義詩的最初嘗試中，胡適的《鴿子》是第一聲啼哭，而郭沫若、田漢、梁宗岱、周作人等人的作品呈示了初期嘗試的開放姿態。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的八不主義同美國意象主義詩學法則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他的《鴿子》則仿佛意象主義詩學講習班的一次課堂作業，形容詞的放逐、直接處理的方式和意象的呈現都遵循著意象派的律條，唯一的遺憾是詩情匱乏。郭沫若的嘗試傾斜于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雖然他自己堅持對未來派的厭惡並以表現主義者自居，[1]《新生》是一首典型的超現實主義作品，排斥理性，尊崇自發生成的意象，割裂語法，潛入夢幻，而《筆立山頭展望》則是未來主義動的噪音與機器讚美。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適稱為新詩的“第一首傑作”，因為“一條小河的存在象徵一個生活的鬥爭，由憂鬱轉到光明，使光明由力的抗議中産生”。[2]梁宗岱的《暮》、《白蓮》、《晚禱》等詩運用象徵手法已經很熟練，如《白蓮》以蓮象徵人的心境，已不帶一絲生澀。總之，最初嘗試的現代主義詩學題材不僅沒有明顯的傾向，所取的向度也不盡相同，並且，這種現代主義色彩在當時並沒有為人識別，它淹沒于新詩這一大膽的叛逆形象背後。何況，這種現代主義嘗試終究是稚嫩的，而當時文學界的興趣在新舊文學的論爭，並不關心新文學的現代主義問題。

　　現代主義在中國新詩史上為人關注則是李金髮的象徵主義實驗。1925年，經周作人推薦，李金髮的《微雨》在國內出版。此後，他相繼出版了《食客與凶年》與《為幸福而歌》，一時間引爆了中國現代主義詩史上第一次內部論爭，即後來一再重復的晦澀與明朗之爭。黃參島以詩怪為他加冕，[3]鐘敬文説“像這樣新奇怪麗的歌聲，在冷寞到零度的文藝界裏，怎不叫人頓起很深的注意呢？”[4]李金髮的詩是中國新詩第一次大規模的象徵主義實驗，語言的陌生化、表達上的暗示策略與死亡意識的酷嗜構成了對新詩的衝擊。他自稱“受鮑特萊（即波德萊爾——筆者注）的影響，”並不無得意地宣佈“我的名譽老師是魏倉（即魏爾倉——筆注）。”[5]李金髮對中國新詩進行了一次革命性的語言革新，它損壞了習以為常的語言組織，以意料之外的、幾乎是暴力式的想象將遙遠的意象扣在一起，能指與所指出現斷裂。這個斷裂鼓舞讀者重新審視司空見慣的語態，並在飛越斷裂時獲取窺視或征服的快樂。如《秋之歌》“粉紅之記憶，／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你我在世界之一角／你必把我的影兒倒印在無味之沙石上。”通感、大跨度比喻與錯位等策略的運用導致陌生化效果的生成，瓦解了語言的常態，引發一種強悍的語言張力。暗示原是象徵派的重要策略，馬拉美認為“詩寫出來原就是叫人一點一點地去猜想。”[6]這種策略源於象徵派的契合理論，即此界與彼界之間的契合。李金髮以《棄婦》象徵人生的落寞之感，以《琴之哀》象徵人生的哀愁，這種象徵因為暗示而阻止了説教——即胡適之體的通行特徵——的流行，強化了詩的美學特徵，同時也由於李金髮的語言失控，生成晦澀的弊端，這也無可辯護。至於死亡意識，這是波德萊爾關於醜的美學的響應，李金髮詩中浮現著墳冢、墳田、死亡、屍體、血花、枯骨、人骨、骷髏、幽靈、怨鬼、棄婦等意象，仿佛骨頭碰撞的血之河，幽魂冤鬼撕打著，呼號而去，奔向地獄法庭的門口候審，譬如《有感》中的名句：“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李金髮的象徵主義實驗為新詩開闢了新的路徑，豐富了新詩的表達策略與詩學主題。不過，李金髮的語言是一種不純凈的現代漢語，文白相伴，摻雜著洋文，而詩中大量的語言失控、自我複製或暗示而至於有暗無示極有力度地損害了詩的美學成就。這樣，李金髮對於中國現代主義詩的貢獻更多地呈現于實驗精神而不是文體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