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呂新雨對話孫曾田
(一)
呂:從你在大會上的發言看,發現你原來是個很謙虛的人,你看書的面似乎很廣,對現在電視圈裏很多人不太關心的事有自己特殊的興趣:關於世界文化的問題,關於文化命運的問題。
所以你做紀錄片一直有這樣的大的文化背景在裏頭,從《最後的山神》到現在這個《神鹿啊,我們的神鹿》。
孫;我以為紀錄片人最重要的素質就是有社會責任感,文化責任感。現代商業社會讓人過多地關心身邊的蠅頭小利。紀錄片人應該關注與思考那些人類生存與文化命運的大問題。其實它與每個人都有關。拿你掌握的紀錄片表達自己的思考。紀錄片不但要“真實”,更要深刻。
這個“神鹿”的片子就是我思考的結果,、思考的表達。題材是一個鄂溫剋女畫家從山林裏走出來,考到民族學院學油畫=然後到出版社當編輯,覺得溶不進漢文化圈,就辭職回山:林了,我就從這裡開始的。
呂:就主題來説,如果僅僅是表現一個人的奇特的命運,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意義:而現在片中人物已經不僅僅是她個人的命運,而是一個民族命運的象徵和折射。
孫:對。我對朋友説,如果説一個女人感情坎坷,嫁得不好,這大多了,有的比她悲慘得多了。而她的命運不是個人悲劇,反映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悲劇。她這個人本來屬於自己的民族文化圈,進入城市後又進入漢民族文化圈,文化不同造成一種靈魂失去家園的命運悲劇。:整個人類文化現在都有這種徵兆,所以也想通過鄂溫克的小文化來放大文化的問題。神鹿是一個文化符號,是一個象徵,神鹿最後死了,象徵文化的沒落。
我實際上是關注這個鄂溫克部族,比一個民族小,比一個部落大。我是把它作為一個人類學、民族學的文化單元來看的。我實際上拍了三部曲,頭部是《老人與鹿》,表現老一輩人的。民族本身的文化形態;第二部就是這個“神鹿”’,表現這種文化形態受到外部衝擊時的心靈痛苦;還有一部表現他們民族裏出來的一個作家,通過他來闡述面對大文化對小文化的覆蓋與衝擊所持的態度。三部曲之後,我還想接著拍下去,取了一個總名字,叫“一個部族的最後歷史”,我關注的是文化生態。這個詞是從自然生態借用過來的,自然生態裏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應該有稱為生物的多樣性,有青松也有小草,大自然才是和諧美好的,我們都認識到要自然生態,但是沒認識到要保護文化生態,保持文化的多樣性,現在的趨勢是大的文明在消滅小的文明,現代文明就是這樣的。有一天世界都成一個模樣,都吃快餐,開汽車,打電腦……就可悲了,我覺得紀錄片應該成為人類的自省,文明的守望者,提醒人類思考怎麼樣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