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藝術的三棱鏡看《神鹿啊，我們的神鹿》

孫曾田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02月27日 10:3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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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呂：剛才放片子的時候，我聽到有人説它象電視劇，奶奶説：“雪化了，柳芭要回來了”，很象臺詞。你有沒有有意識地用電影和電視劇的手法來做？

孫：拍的時候還是基本上按生活的流程來拍，拍的時間也比較長，二十比一的片比，因為是用膠片，所以很珍惜很膽小地去拍，還是二十比一，片比挺大。我覺得紀錄片必須得有足夠的片比，沒有足夠的片比無法紀錄多樣變化的生活狀態，肯定拍不出好作品。

呂：那麼剪輯的時候呢？

孫：因為當時拍完就覺得拍得比較拘謹，素材都很“工整”，而電影電視劇也都是很“工整”的。當時很怕造成“擺”的嫌疑。但我考慮到主人公的命運是真的，那些坎坎坷坷不可能去
編造，不可能是演的，這個人的命運不是虛假的，觀眾對此應該不會産生懷疑，在剪輯上也就追求“工整”“完美”其實我心裏一貫喜歡美的，形式感強的東西。

呂：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本身挺有故事的。有時候很容易被故事牽走的。

孫：拍片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意識到神鹿是個符號，但沒想到會那麼巧。拍的時候只有這一隻神鹿了，神鹿14年沒懷孕，最後這一年懷孕，還難産死了，也是絕了；而柳芭也懷孕了，真沒想到會發展到這個程度。有些像是編的故事。神鹿死時已經快到夏天了，天上卻下了雪，還頂著太陽。真是巧了。

呂：這一段拍得特別動人，光線的感覺，透明的雪，是天與地的祭袍，意蘊都出來了。片于最後是柳芭生了一個女兒，在她生孩子之前，有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的神鹿輾轉難産而死，你在片子裏用了很長的鏡頭表現柳芭生産的痛苦，我很喜歡這個鏡頭，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意義的呼應，有人説是自然主義，我想他是沒有領會其中的意義。

孫：我是剪輯時就決定加長、加強生孩子的鏡頭。這是影片最後對個人與民族悲劇命運哀鳴這個片子在國外放的時候，有人間她生孩子怎麼會讓你去拍，我説當她感覺要生的時候，她是讓她的丈夫先去喊攝製組，然後再去喊醫生的。我們和她已是很好的朋友了。
     
現實生活中柳笆是很不被理解，很不被容納的，所以她很孤獨。我聽到她時，是別人當新聞告訴我有這麼一個人，很不長進，沒有出息，大學畢業了，有了工作，不好好幹，卻辭職回山林了，還酗酒。我聽了心裏一動，對她的心理很有興趣，她為什麼會這樣，裏面似乎有根深的東西，就去找她了，紀錄片可以紀錄事件，紀錄過程。更應深入到人的心理心靈的層面，進行解析和紀錄。

呂：柳芭有個酗酒的鏡頭好像是從遠處吊的，鏡頭有點晃。是偷拍的嗎？

孫：是，那個鏡頭是她把酒瓶子掖到懷裏。因為是朋友了，剪輯師不願意讓她出醜的樣子上去，醉酒用了一小段，其實這一段應該多留一點。能更痛苦地凸現她的孤獨。

呂：我也覺得紀錄片不能從“純美”的角度去理解。既然是表現一個民族的痛苦，那麼她的痛苦就是這個片子中很核心的東西，別人的眼光其實也是可以表現的，因為這其實是一種不被自覺的殘酷，反襯出她的個人信念。
     
女主人公的愛情是片中的一個重要的內容，也很讓人感動。她的初戀是本民族的一個鄂溫克小夥子，她考上美院後，小夥子覺得她不會再口來，不屬於他了，為她殉情自殺了，這個愛情有很強的象徵意味和悲劇色彩，不過片中展示的第二次與一個俄羅斯裔小夥子的愛情，意義似乎就不太大了，這時候好象編導被人物的命運故事牽著走了，喪失了對主題的清醒把握，反而沖淡了前面對初戀的深刻感覺和領悟。通過女人的命運來折射時代的命運，如果能將姥姥、母親、柳芭三代女人的命運有一個疊加，得到一種從過去到現在鄂溫剋女人命運的延續和比照，使歷史意蘊出來，是否會更好，現在更多是柳芭個人的故事。之所以會覺得象情節片，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片子山林、馴鹿已經越來越遠了。”我不知道這是她要説，還是你的想法，通過她的嘴來説的？你是想以此來表達主題嗎？這句話我覺得有點突兀，有明顯的為了説這話而説話的感覺，這一層好象缺乏鋪墊。

孫：我理解姥姥是屬於山林的一代，媽媽正好是到山下定居的那一代，而她是屬於往外走的那一代。一步步往外走。她自己頭一段裏説姥姥，第二段是説媽媽。

呂：對我來説。通過她的口來説姥姥和媽媽，我有不涌足的感覺。因為片子是用第一人稱女性的視角來敘述的，第一人稱視角的好處是使觀眾很容易進入人物的內心，很容易打動人。但是正因為第一人稱視角擋在前頭，使我們喪失了直接面對姥姥和母親的機會。姥姥是個很神秘的人物，她屬於那種古老神秘的已經消逝的世界。在遠古的時候，神、巫這些文化的靈魂人物都是女性，女性擁有一種很神秘敏感的力量。包括柳芭説她姥姥給別人家的孩子跳神，結果犧牲了她自己所有的男性子
孫，很有一種讓人震撼的古老的命運悲劇的意味，姥姥是一個先知，是和神相通的人物，而按照神話學的説法，所有被神所挑選的選知，都需要承擔某種犧牲，古希臘神話中的著名人物俄狄浦斯在晚年的時候，也就是刺瞎雙眼自多放逐之後，發現他具有了預言的能力。獲得超凡能力的前提是自我犧牲，這個片子最讓我動容的就是它所蘊育的這種對古老文化神秘力量的保留，這是很獨到也很見用心的地方，雖然這種力量已經隱人到我們這個科學理性所照亮的世界背後。所以我是很想聽到她姥姥説對自己部落的命運的感覺，特別是神鹿從雄産到死，片中只是通過柳芭的口説姥姥很傷心，神鹿死了對姥姥到底意味著什麼？我非常想知道姥姥是怎麼樣的。但是這一點被柳芭的第一人稱視角所遮蔽了，還有她母親很迫切的希望把她送到外面去上學，對她重新回到山林裏回到她們身邊感到很傷感，片中有母親抹淚的鏡頭，但是我們同樣聽不到她自己説。其實她姥姥和母親對她們自己的民族和部落有根深的危機感，覺得她們這種生活不會長久了，所以對柳芭的鄉愁意識不理解，希望柳芭能到外面去尋一個活路。我感到這種危機意識對於表現一個部落的命運是一個很重要也很核心的東西，但是似乎有些被柳芭的個人遭遇所遮蔽和限制了，讓我有點不太滿足，我覺得你的片子的優點同時也成了缺點，那就是太文學化了。

孫：我是想讓紀錄片多吸收一些文學藝術的經驗。文學藝術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將生活的表象上升到藝術的真實，我作紀錄片也在琢磨這事。僅僅紀錄原生態：沒有抽象可能沒有普遍性了。上升以後，就有普遍性了，但是上升也可能是錯誤的。後來，我想，我把它作成作品就是我對他們生活的理解，認識是我的，素材是他們的。那些我剪掉的索材都留著，保存下來了，我想把整個素材成一個東西，一個光盤，作為歷史檔案，來彌補。這是一個兩雄的問題。

呂：這個問題牽涉到對紀錄片本性的認識。我們是把紀錄片理解成一個好看的故事，還是希望表現歷史的東西。我覺得你的片子的總體很宏偉，很有價值。把一個部族作為一個細胞來解剖，透過一個人的命運來折射民族的命運，進而透視整個人類的文化問題。整個選題是著重于一個部落的歷史，是從歷史角度來切人的。但是具體操作的時候似乎太文學化了。文學的角度多少遮蔽了歷史的角度。對於紀錄片來説，其人物應該是現實歷史的三棱鏡，在此基礎上，人物的命運才有縱深感，才是有意義的。這就是紀錄片的理性精神。

孫：我做片子有個毛病，想得太多，想把他們都灌輸到片子裏，結果就是主觀的東西大多。

呂：我覺得紀錄片是需要主體意識的，沒有創作者的自覺追求，是沒有出路的。但是作為紀錄片的主體意識並不是天馬行空，它必須受到意識的制約。我們因為説了大多紀實，開始反思紀實，要策劃，要營造。但是，營造並不是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而是必須受到歷史理性的制約。否則，你幹嗎要做紀錄片，乾脆去做故事片好了，故事片可以成為夢幻工廠，但紀錄片不應該。紀錄片應該為現實歷史負責，為時代負責。特別是當今中國紀錄片，最重要的還是記錄當今時代社會所面臨的生存現實問題，我覺得這應該是紀錄片的最高目標。

孫：紀錄歷史與表達思想我一直在想怎樣才能兩全。象《黃河》，我每隔5年拍一次，留下來可以象檔案一樣，2000年再拍一次，肯定和原來不一樣了。我覺得中國可拍的東西特別多，礦藏特別豐富，不知道該選哪個，我們現在拍紀錄片就跟挖小煤窯似的。現在是東挖一塊，西挖一塊，應該規劃一下。從歷史意義的角度來説，這個礦又不象煤礦，因為它是會隨著時間而風化的。

呂：但是你拍的東西悟性很強，別人恐怕很難代替。特別是一些細節的東西。拍東西並不是把來龍去脈拍完就行了。其中文化的東西要靠悟性。

孫：我們應該關注現實的社會的，影響歷史進程的大題材，大主題。我也渴望拍這類題材，但這類題材現實性太強，不容你表達獨立的觀察和思考。這也是我們紀錄片創作者最可嘆息的境況。
      這是一個“邊緣題材”，只是它有一個涵蓋面，很大的主題，我認為紀錄片的主流還是應該關注表現大的歷史進程社會變化。

呂：你這個還不夠大？立體的展示一個民族的歷史，我覺得就是大主題，大題材。

孫：你指的是從社會邊緣的題材往社會中心的題材走嗎？我也覺得這應該是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