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輝煌·紀錄
BQ;您怎麼看待現在的紀錄片？
S：按照自己的思想完成的記錄，它是在一種不被干擾的前提下的真實，真實才是有價值的。獨立的製作人，他不會受到經濟上、宣傳口令上的限制，他能憑藉著直覺和他的價值標準來創作，是一種個人化的記錄方式。紀錄片的價值就在於它有一種獨立的品質，個人所扮演記錄者的角色也就有了意義。
BQ：能否理解成，紀錄片最大的價值在於獨立思考？
S：是的，紀錄片的第一因素就是看它的獨立性問題，外國和中國的葡萄都是葡萄，怎麼不一樣？外國的是雨水灌溉的，中國的是人工澆灌的。
BQ：我很好奇為什麼您做了二十年的電視人，卻一直鍾情于紀錄片？
S：和其他的電視種類相比紀錄片是一種創作，我非常有興趣這種個人的發揮，最開始是興趣，但是閱歷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僅僅是興趣，而是責任感。不一樣的是我會做紀錄片，如果我不做，我的東西就不會留下來，希望以後還是用我的方式做紀錄片,體現我個人思想的東西。
BQ：現在的年輕人對紀錄片的關注度似乎並不強烈，您怎麼看待紀錄片當下的影響力？
S：有一段時間我就是考慮到這個問題才去做欄目的。我在電視臺的崗位已經是倒計時了，我的能力有限，對我來説首要的任務就是留下歷史，我覺得這個事和譚嗣同的事跡一樣。他是完全有條件不死的，他是故意死的，他覺得中國革命應該有流血犧牲，覺得改革應該用血擦亮中國人的眼睛，其實他死了中國人的眼睛也沒被擦亮，他認為他死了以後就會有無數個譚嗣同站起來，其實沒有，很長時間沒有，人們都在觀望，但你要堅信你的理想當中可能會有人和你有共鳴，會有人在乎你的舉動。
輝煌·責任
BQ:《實話實説》是您1996年三月份辦起來的，您最初的想法是什麼？
S：也是理想支配下的産物，那個年代的人們要比現在充實向上，積極浪漫，我當時産生了一個浪漫的想法，讓老百姓發表不同的看法，這就是民主化的一種推動。我特別欣賞國外的脫口秀欄目，特別請了一個台灣的同行，在1995年的時候就在《東方時空》做了一個《實話實説》的雛形，正式推出是在3月16日，之前就是《東方時空》的特別節目，講述一個武漢騎自行車的人路過東湖聽見有人喊救命，他就跳下去了，結果那水很淺，是一個孩子的惡作劇，可他的頸椎折斷了，成了高位截癱，等那孩子長大了上了大學，實在是受不了這十幾年來道德上的譴責，還是帶著他的父親去找那個人，講清原因要給予賠償。
BQ：現在的地方電視臺節目都是比較雷同，您怎麼看？
S：這是通病，美國的三大廣播網，也是差不多的，節目好壞還是要看主持人的素質。
BQ：您覺得電視業未來的突破口在哪兒？
S：在中國來看發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但是就世界來看，電視也在走下坡路，像當年電視挑戰露天電影廣播，現在電視被網絡挑戰。
BQ：廣播佔據著很小的市場，電視産業競爭很激烈，連《新聞聯播》都試圖改版了。
S：那個挺難改的，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它的語言習慣問題，電視臺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慣性，沒有人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去説話，説的都是套話。
BQ：您覺得中國電視業會向哪個方向發展，有人説離政治性越來越遠了？
S：多媒體時代老百姓的渠道多了，表達的空間也變化了，如果電視不能適應這種潮流，一定會被淘汰的，傳播技術的改變導致傳播理念的改變，這是正常的。
BQ：您怎麼看待年輕人和你們老一輩紀錄人的差異性？
S：他們一般是出於興趣，而我們是職業的探索，我把那當成了一種理想，而他們則是本能覺得是這樣的，他們的本能不像我們不僅在掙扎，還要承受內心的折磨，他們是覺得這個事情很有趣，像玩搖滾一樣。我以前採訪崔健，我問他怎麼想到玩搖滾，他説就是舒服，所以這是一種本能，我們和這些年輕人不一樣，我們是在探索，背著包袱，有責任心在裏面，因為我是學習這個專業的，就是想在專業上有所建樹，有責任弄清真相，他們的時代和我不一樣，我們那個時候的紀錄片很少有人看。
BQ：您算是見證過我們國家變遷的一代人，從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而言，歷經這種國家的變遷是種怎樣的感受？
S：我的家史挺難寫的，我父親參軍，但是我家是地主，沒給人當過長工，也不是貧農。因為出身問題我不能當濟南市的“革委會”的委員。
BQ：這個有很大的影響嗎？
S：本來沒有影響,但是使我不得不付出很多。我們那個時候的學校是山東最好的學校，我是學校的學習標兵，之後每天早上起來，天還沒亮就去掃地、生爐子，特別的積極進步，樂於助人。
文/本刊記者 顧雪 攝影/本刊記者 解飛部分圖片/CFP
（本刊實習記者陳亞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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