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與精神的跋涉--拍攝《山洞裏的村莊》

郝躍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10月08日 16:3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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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紀錄片的發展的確需要獨立的空間，需要不受大眾影響而獨樹一幟的“純正”的氛圍，需要不僅僅對個人，也對歷史負責的獨立紀錄社會、表達自己意願的紀錄片作品。但是，我個人以為，無論在任何體制下，作為紀錄片製作者，明白為誰而做非常重要。既然我們的紀錄片需要面對觀眾，就不能不考慮觀眾的感受和需求。所以，我以為，在我們的媒體中，紀錄片不能總是些“雞毛蒜皮”，即便是“雞毛蒜皮”的後面也一定要有點“東西”才行，即便是對“狀態”的描述也一定要有“意思”。紀錄片再怎麼“無主題”或者主題再怎麼“多義”，也不能不講“意義”，至少也要有“意思”。

紀錄片所要表達出的東西至少應當是人類共性方面的，而不僅僅是對簡單日常生活瑣事的簡單紀錄，應當是建立在哲學的或人類學觀點之上的思考。我一直認為，無論我們拍攝紀錄的是哪一種族群，也無論是哪一種文化，如果我們遠離了人，遠離了人所關注的，那些具有人的共性的東西，那些具有永恒意義的東西，我們的紀錄也就失去了意義。不管怎樣，我以為好的紀錄片，它總可以穿透任何時空，看完後總能給人以回味和思考。

時間倒回九年前，1994年我在德國參加一個電影節時，通過一個德國朋友找到了長達7個小時的英文版的《雲之南》，仔細拜讀後，我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到了麗江，找到了片中的那個唐醫生。以後，我通過唐找到了其他幾個主要人物，我確信他們拍攝的故事有97%以上是真實的。

一部紀錄片，變成了一次完全免費的義務宣傳，它為麗江、為雲南、也為中國對外宣傳所帶來的影響和效益，無法用金錢來估量。包括挪威國王和王后在內，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看完《雲之南》的故事，來到了麗江，認識了麗江，也認識了中國。

於今在國內，也有了類似的事例。1999年底出來的《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事先並沒有多少宣傳炒作，但播出後很快出現了北京近年來紀錄片少有的轟動效應。這部由留日學生利用業餘時間，歷時四年，自籌資金拍攝的紀錄片深深打動了觀眾，創下了北京電視臺紀錄片的高收視率。

《最後的馬幫》在昆明某媒體第二檔黃金時間播出的收視率，竟然超過了在同期播放的電視劇。我以為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現象。

電視媒體，怎樣處理紀錄片與觀眾的關係問題，並不是紀錄片製作人自己能夠運作和處理的，關鍵在於我們的媒體有沒有觀眾意識，或是需不需要具有觀眾意識的問題。紀錄片一直被認為是非大眾的少數文化精英的東西。但國內外許許多多成功的範例已經表明，普通大眾同樣需要紀錄片。現在是我們重新的審視紀錄片的社會功能的時候了。紀錄片不是沒有觀眾，現在所缺乏的一方面是我們沒有製作出真正能夠滿足觀眾的紀錄片；另一方面，我們也還沒有培養出一批像歐洲那樣的紀錄片觀眾群。

現在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對“虛構和非虛構”、“創作”與“紀錄”界限的任意模糊，已經超越了我們對紀錄片理論問題的探討，而成為一個道德問題了。説輕了，是圈內有人在欺騙觀眾、欺騙評委；説重了，那就是，圈內有人在掠人錢財。

功利，將毀掉我們的紀錄片，功利，將使我們的紀錄片最終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