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與精神的跋涉--拍攝《山洞裏的村莊》

郝躍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10月08日 16:3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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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重量，因影視人類學而顯

人類學電影從一開始就要求紀錄畫面絕對的真實，科學性+真實性成了這門學科的生命和靈魂。所以，人類學電影與紀錄片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天然的聯絡，它們一直在相互影響著。可以説，所有的影視人類學電影都是紀錄片，但並不是所有的紀錄片都是人類學影片。

攝影機發明後不久，電影就被人用來紀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它的這種強大的紀錄功能一下子就被一些探險家、考古學家和人類學發現了。真正的人類學紀錄片根本不需要獵奇，它需要的只是用科學的方法來觀察、並紀錄我們這個正在變化中那些文化現象和人類的行為方式，它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基本的職業要求，可以很容易與拍攝對象勾通與交流。這樣，早在攝影機進入被拍攝家庭之前，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大多已經成為了無拘無束、無話不談的朋友或者“親戚”了。

當然，毫無疑問，人類學電影或者説人類學紀錄片在拍攝上有著比普通紀錄片更高的要求，拍攝、製作這種類型的紀錄片的難度也要更大。比如，按照西方的標準，在拍攝一部人類學紀錄片時，如果沒有一年以上對你拍攝對象和文化的了解，你沒有資格進行拍攝，此外，製作人還必須掌握被拍攝對象的語言。僅此兩點，在到處充滿了浮躁和功利的中國紀錄片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所知道的拍攝時間最長的一部片子，共用了五十年的時間，既講述了一個人的命運，也紀錄了一個社會的變遷。1996年英國皇家人類學電影大獎就給了這部用生命拍攝紀錄片的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

人類學紀錄片在保存、搶救正在不斷演變、消失的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受到學術界之外很多領域的重視；然而，在缺乏影像檔案傳統的我國，現行的電視體制，還不可能讓你用這麼長時間去這麼大跨度地跟蹤、紀錄一段歷史進程；對於獨立製片人來説，目前，他們還受到生存、拍攝資金等等方面的困擾，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支撐他們拍出足以對得起歷史的紀錄片。

我本人靠做紀錄片吃飯。可我一般不看媒體中播出的紀錄片。我很難説清楚為什麼。

 “節奏緩慢、冗長而沉悶”，這對我來説好像還是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那千篇一律的雷同，題材雷同、拍攝方法雷同。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什麼東西都一樣”更可怕的東西了；又比如那些動輒“煽情”，動輒揭人傷疤，或者從頭到尾都在哭哭兮兮，讓人難受的片子；那些只有“吃飯、睡覺”之類，任何人都有的日常瑣事堆沏起來毫無意義的“故事”，還有不管是什麼題材，都要跟在被拍攝對象後面走來走去，被理論界稱為“跟腚派”的那些紀錄片。反正只要出現這樣的畫面我就要調臺。我本人尚且如此，那普通的觀眾呢？我們的紀錄片是否需要面對觀眾？怎樣面對觀眾？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我們中國的紀錄片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它曾經是文化人、電視人追求真實、獨立表達個人思想和“情感宣泄”的一個盾牌；它一度曾經是一棵打破抵禦“非真實”壓力的救命的“稻草”，一個虛幻而夢想的天堂。於是，紀錄片成了所謂“文化人”和少數專家的“寵兒”，成了所謂搞“藝術”的代名詞，“搞藝術”則成了譏諷那些執迷者的代用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