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市場化：中國問題與外國方法

何蘇六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1年11月29日 11:4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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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認識到市場化是一個必須關注的話題的時候, 我們逐步開始接觸、適應一些國際紀錄片市場化的理念。不過在初期談中國紀錄片“市場化”的時候通常跟“國際化”連在一起。我國較早正式把紀錄片市場化問題提上議程進行討論是在1996 年5 月第五屆北京電視週期間的一次國際紀錄片研討會上。研討會有三個次主題, 其中之一是“紀錄片的市場化”, 而那次研討會的主題就是“中國紀錄片走向世界”。似乎談到紀錄片市場的時候, 更多思考的是國際方面的市場, 把紀錄片拿到國外去, 對國內自身紀錄片市場的培育經營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從而導致了對真正市場意識理解的偏差。事實上, 國內紀錄片市場的建立, 應該是中國紀錄片市場化最為基礎、也是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因為, 靠國際獲獎的幾個片子, 對於中國自身紀錄片市場的建立並無太直接的作用。只有生産出足夠的符合國內不同觀眾口味的紀錄片來支持國內電視臺欄目化的播出,培養觀眾對紀錄片的興趣, 發揮紀錄片的影響力, 才是長久之計。因為那樣才有可能使中國的紀錄片走向正軌, 並逐步建立市場化的基礎, 才有可能真正在國際上形成競爭力。
　　因此, 市場化, 應該成為中國紀錄片走向國際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有當紀錄片的製作觀念和經營理念都國際化以後, 我們的紀錄片事業才可能有長遠的功效。曾經創下30 %收視率的上海電視臺《紀錄片編輯室》欄目創辦者劉景琦感慨道: “好景不長。1993 年成立的《紀錄片編輯室》, 到1995 年、1996 年的時候, 就有點不行了, 逐漸逐漸從很高, 20 %的收視率, 甚至到30 %的收視率, 下降到只有6 %、7 % (現在看來好像有點餓死的駱駝比馬大、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味道。主要是由於當時頻道資源不多, 節目種類不豐富, 觀眾相對比較集中所致。———引者注) 。我認為欄目化實際上就是商品化。要搞欄目, 就是要把紀錄片變成一個商品。這個商品賣給觀眾, 賣給廣告商。我們要呼籲這種商品化。” (引自“2000 年中國紀錄片20 年論壇之《紀錄片欄目化運作》”) 當然, 把紀錄片變成純粹的商品, 有點矯枉過正, 不過至少有了一種媒介傳播的意識。對於當前中國的紀錄片界來講, 市場化的目標並非單單就是一個“錢”字, 而是一個整體的市場培育的問題。市場化是要從偶然的感性階段走向理性成熟, 從專業的小圈子走出來, 進入大眾媒介領域, 進行社會化。

二、市場化運作的障礙

　　談到市場化, 對於當前的中國電視紀錄片界來講, 首先要做的是一種市場意識確立的問題。這種市場意識包括觀眾意識、傳播意識和影響力。然而, 儘管大家都開始明白中國紀錄片的發需要市場化推動, 但是市場意識的確立仍有不少障礙。這種障礙有來自紀錄片本身的, 也有來自外部環境的; 有人為的因素, 也有客觀的因素。

1 懷戀“夢一樣的現實”

　　有些紀錄片人不捨, 有些紀錄片人則嚮往90 年代初期中國紀錄片界的那種“夢一樣的現實”。90 年代初期的這群用影像寫作的紀錄片人, 在業內的位置有點類似80 年代中國的文學青年。當時, 紀錄片常常與“高品位”聯絡在一起,而紀錄片人則總是被視為“精英”,業界和社會都為他們營造、賦予了一種無形的群體優越。其實他們對名利表現淡漠, 崇尚精神獨立和自我價值的實現。這一點在他們“失勢”以後表現更為明顯,他們並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們在乎自己所從事的藝術的地位,過著簡單的生活卻依然夢想飛翔。因此, 文學青年們才會對90 年代文學的匱乏感到有些絕望。而“文學青年”四個字也被現實的語境注入全然不同的內涵, 演變為一個帶有嬉戲味道的“非現實的邊緣化人群”的代名詞。90 年代我們的紀錄片人並沒有80 年代的文學青年那樣超越業界走向泛社會化, 加上時間不長,沒能形成“文學青年”群體的那種社會影響力,還構不成社會層面對他們的評價。不過,業內對於這個群落走向的關注一直不少。一些人對他們的非現實和邊緣化的傾向表現出了不同的看法, 而對紀錄片的價值取向問題開始置疑, 進行重新思考。紀錄片的風格和形態, 與創作環境和條件很有關係,90 年代初期紀錄片普遍的節奏緩慢,敘事拖遝,與當時非市場化運作所帶來的創作環境過度自由不無關係,帶有養尊處優環境下生産的印跡。那時令今天的紀錄片人不敢奢望的自在的紀錄片創作週期、設備、經費以及氛圍等環境,對於任何一個紀錄片人來講都是一種誘惑。可是那樣一種環境, 對於現在來説是一個不現實的參照。而對於普遍具有理想化意識的中國紀錄片人來説, 那往往會成為拒絕市場化的美麗託詞, 表現出對於紀錄片運作市場化趨勢的不情願甚至抗拒。

2 非社會化取向

　　我國許多紀錄片人———不光是獨立製片人, 包括一些在電視媒體工作的紀錄片人———都把拍攝紀錄片看作是個人化的行為, 把它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變成個人生活的一部分, 經常是圈在個人或小群體裏, 對一些弱勢人群和邊緣群體進行一些貌似平等其實是借助媒介的力量強行作不平等的偷窺似的紀錄。紀錄對象的選取, 紀錄內容的選擇以及紀錄的方式都帶有隨意性, 而對主題的表達缺乏認真探究, 對創作的意義不太在乎。用個人化的手法和理念, 進行一些個人化的表達, 對社會缺乏責任感, 而對被紀錄的對象缺少同情心。雖然冠以人文關懷的名義, 可能更多的是給他們帶來傷害。把拍攝紀錄片看作是個人化的行為以後, 一切的隨意都有了藉口, 最終使得勞動變得缺少意義。做紀錄片變成了休閒式的個人興趣和愛好。因此, 對於一些中國的紀錄片來説, 缺乏媒介意識和社會化的意識, 不注重傳播的效果和影響力是一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