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波瀾

　　“房價在漲、物價在漲、豬肉在漲、綠豆在漲，就連大蒜也在漲，可咱的工資卻一直未見漲。”一直環繞在耳邊的類似的這些話語，相信大多數人對此都並不陌生。然而，這只是老百姓一味的在矯情、在“哭窮”，還是實際上也反映出了某些現實的社會問題？那就是當前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問題。

　　實際上，最近關於收入分配改革的話題屢見報端。尤其是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提出的一個觀點，立刻引起了廣泛關注，他説：“我們已經具備條件，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作為一個業內的權威專家，蘇海南的這個提法並非只是一時“口快”，而是有一連串有力的支撐的。

　　縱觀當今的中國經濟，GDP連續一二十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長，即便在全世界金融危機時我國GDP也保持了8%的增速，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經濟總量預測今年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9年，中國出口總額已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達到68477億元，同比增長11.7%，超過預算的8%。

　　儘管我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的高速增長，然而，這些年國民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GDP的增長，趕不上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據網上的一份數據顯示，1997年至2007年，中國GDP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10.95%升至20.57%，而勞動者報酬卻從53.4%降至39.74%。同時，物價指數不斷上揚，超過了國民收入的增速。

　　在這一背景下，業內人士認為，無論是從中國內部實力還是從現實外因來看，增加國民收入提高勞動收入的比重已是當務之急。

　　而這不僅是民生問題，從經濟學角度考量，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持國民收入同步增長，經濟才能健康持續發展。例如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如何擴大內需，通過促進居民消費來帶動國內經濟發展，但要使居民勇於消費、敢於消費，提高居民收入必然是前提。

　　而蘇海南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顯然是符合實際需要的。實際上，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國際上也有過成功的經驗的。如日本，從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國民收入增加一倍多。到1973年，國民收入增加2倍，日本的經濟結構最終穩固，成為超級經濟大國，更重要的是，國內誕生了一個強大且穩定的中産階級消費群體。

　　也有專家對“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了質疑，認為政府過多地干預，表面上解決了貧富差距的矛盾，但同時也會埋下潛在的隱患在裏面。

　　對此，蘇海南解釋説，倍增不是説確保人人的收入都翻倍地增長，這是一個宏觀的總的指標，或者説是分好蛋糕的首先做出的第一刀的安排，也就是説在這個大蛋糕裏面，政府拿多少，企業拿多少，居民拿多少，把這個關係分配好，把這個關係調整好，簡而言之，就是要使居民的收入和勞動報酬這兩個比重在現有的基礎上得到明顯的提高。

　　要實現收入倍增，蘇海南認為，首先要解決就業問題，其次，給勞動者建立工資增長機制，政府就可以以這個為依據，相應地對這些企業給予稅費減免的優惠政策的扶持，這樣做就能夠使工資集體協商既有勞資雙方的博弈，又有了政府的相關政策的支持，從而使工資集體協商和工資增長機制能夠真正建立起來。

　　蘇海南強調，除了工資分配以外，社會保障工作也必須要跟上，要適時、適度地提高社會保險標準，城鎮居民、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讓這些人員能夠共享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成果，從而使倍增計劃基本得到實現。

　　這一觀點與業內專家不謀而合。著名財經評論人葉檀撰文指出，也許對於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而言，真正的困難，在內部是抑制壟斷企業，通過稅收給中小企業減負，同時建立全面社會保障體系；在外部是保持人民幣信用，爭取貨幣主權與資産定價權。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應該針對哪些群體？這既是大家關注又比較擔心的問題。對此，專家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對象還應當集中在企業普通職工、一線職工、中低收入階層以及離退休人員等群體中。如果不分對象不分群體全部“倍增”，那些通過資源壟斷、行政權力、市場獨佔等非勞動因素已經獲得“額外收益”的階層將獲益更多。換句話説，如果“收入倍增計劃”再次“倍增”給高收入階層，貧富分化的現象將更加惡化。所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的國民應僅僅局限在普通國民身上。

　　對此，專家們呼籲，希望這一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能儘快地健康實施，讓普通人都能實現體面勞動、尊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