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收入分配當從國企分紅開始

　　從《工資條例》遭遇壟斷擱淺，到《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幾易其稿，矛頭最終都被指向壟斷國企。面對即將進行的改革收入分配計劃，人們呼籲——改革收入分配應該從國企開始。

　　部分國企高管年薪超過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

　　“改，應該改，也的確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日前，當本報記者就有關國家是否將啟動國民收入分配改革致電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時，作為長期研究國民分配製度的知名專家，蘇海的態度非常肯定。

　　他説，“雖然中央提出有關收入分配改革方針已有幾年了，但現實問題卻已經非常嚴重，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是公認的、不爭的事實，如果再不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引發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

　　蘇海南説，目前，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維持在3.3倍左右，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000多倍。

　　其實，蘇海南這種擔憂不久前曾遭到部分國企，尤其是中央企業的高管們的質疑，但絕大多數社會家庭收入和絕大部分國企，尤其是央企高官們收入上的數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天壤之別卻是不爭的事實。即便在部分國企內部，其聘用的農民工和所謂的“正式工”的同工不同酬的差別也是天壤之別。

　　“我們每月收入只有700多元，但人家正式工的收入都在兩萬元左右。”在河北趙縣、平山縣採訪期間，平山縣供電局下屬農電站一位老職工告訴記者，他在該縣供電系統工作快30年了，工作地點一直是在野外作業，不分嚴寒還是酷暑，他的工作始終如一——就是保證供電安全。“經常爬高上梯，可以説供電系統最累最臟的活都是我們做的，但是至今仍然是農民工，和那些正式工相比，雖然工作強度最大、勞動量最大，但工資卻最少，一年收入不到一萬元，而縣局那些正式工每年至少十幾、二十萬元，局領導都在幾十萬元。”

　　“除了這種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普遍存在外，部分企業還存在拖欠、剋扣工人工資的情況。”蘇海南説，這些都暴露出我國國民的收入分析題不健全，而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又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的直接原因。“因此，要真正建立‘共建共享’和‘讓勞動者有尊嚴的活著’，當務之急就是要進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其實，對於很多事情來説，都是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何解決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問題，社會上有很多版本，大多數意見都是減稅增薪。

　　而蘇海説，“要解決民眾收入分配問題其實並不難，只要從國企利潤中拿出6成就能讓全民收入增一倍以上。”

　　萬億國企利潤只有440億上交財政

　　蘇海告訴記者，目前國企不缺錢，缺的是花錢渠道。

　　他説，在財政部日前公佈的2010年國家財政預算中，2009年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範圍內的央企，實現利潤總額9655.6億元，但按比例提取央企稅後利潤後形成的2010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安排僅為440億元，上繳比例僅約6％，甚至比個人所得稅還低。從1993年國企改革開始至今，央企未上繳利潤的數額非常驚人，這些資金的流向也不透明，從而凸顯央企分紅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因為高利潤本身就可能是造成民眾低收入和分配不公的根本因素。“因此，我覺得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問題應該從提高對國企利潤分配開始。”

　　“而相對於民間企業來説，高成本高稅收，已很難再挖掘增薪空間，只有對國企，尤其是壟斷企業的高利潤再分配，最可能用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