昱華：從四方面入手破解收入分配難題

　　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源於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單從經濟結構調整來看，如果收入分配問題得不到切實解決，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就很難落到實處。但收入分配問題本身又具有很強的“慣性”，類似于計算機程序中的“死循環”。打破這個“死循環”，一方面需要找到問題的根源，另一方面需要解決問題的智慧和勇氣。

　　解決問題難在何處

　　收入分配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相互強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主要難在三個方面：

　　第一，出口部門的競爭力對低工資的“路徑依賴”。我國龐大的出口部門的比較優勢基於低成本、高素質的勞動力，如果中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提高，必然大大提高出口部門的成本，降低出口增長，從而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

　　第二，擔心工資增長抬高通脹率。通脹率的過快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的穩定程度。

　　第三，“精英階層”的反對。國內外大資本在中國的超額利潤很大程度上源於較低的人力成本，他們是提高中低收入階層工資的當然反對者。

　　四個隱性根源

　　通常的研究主要關注大量低端勞動力供給、城鄉身份差距、權力參與分配等方面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但除此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隱性因素對收入分配産生重大影響。

　　一是通貨膨脹。通脹使儲蓄者蒙受損失，貸款者獲得收益。中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投資手段是儲蓄，而富裕階層往往有直接負債或通過持有股權的方式間接負債。當物價持續上升且利率長期低於物價漲幅時，財富從中低收入階層向富裕階層轉移，中低收入群體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持續惡化。如果利率平均低於物價漲幅1個百分點，30年後，儲蓄者的損失就會達到26%。

　　二是存貸款利差。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就是中低收入階層對金融部門提供補貼，並間接地向金融部門的大客戶提供補貼。在30年的跨度中，如果儲蓄的平均利率為3%，100元會變成243元；如果利率為4%，100元會變成324元，其收入分配的效應是巨大的。

　　三是房地産泡沫。房地産泡沫造就了一個內部人和外部人遊戲。在這場遊戲中，城市原住民、體制內員工和先知先覺的富裕階層是勝利者，被捲入城市生活的新居民則被迫支付高昂的房屋價格。

　　四是公共服務。我國公共服務的差異化程度較大，越是中心城市、越是富裕階層，就能夠享受到越好的公共服務。由於公共服務是由政府稅收作為支撐，其收入分配效應是“累退”的，即中低收入階層為富裕階層享受的公共服務提供了隱性補貼。同時，由於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上存在差異，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積累相對緩慢，在競爭的起點上存在明顯劣勢。

　　破解難題的四個關鍵

　　第一，摒棄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的理念。效益優先論者和公平優先論者有一個共同的潛臺詞，即效率和公平是衝突的。但從理論上來説這種衝突只存在於有效市場中。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農民工的生存壓力等問題使得勞動力市場從來就不是一個有效市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提倡公平不僅不會降低效率，而是會提高效率。

　　第二，以動態“帕累托”改進的思路推進改革。過去三十年，我們習慣了帕累托改進式的改革。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後，能夠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措施越來越少。因此，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各個利益階層有更加長期的視野和理念。調整收入分配，從短期看必然會有損富裕階層和資本的利益，但從長期看，收入分配調整帶來的社會穩定性的提高和內需的提升，會使富裕階層和資本最終受益。

　　第三，逐步消除影響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因素。在收入的初次、二次和三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減少和消除收入分配中的累退因素。同時注意減少上文提及的隱性因素對收入分配公平的不利影響。

　　第四，促進收入階層的起點公平。特別是在公共服務供給，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應逐步實現均等化。在全社會的保障體系完善起來後，中低收入階層就不會因為生存問題而接受較低的工資，勞動力市場就會趨於有效。

　　有幾個重要的隱性因素對收入分配産生重大影響：一是通貨膨脹。通脹使儲蓄者蒙受損失，貸款者獲得收益。中低收入階層的主要投資手段是儲蓄，而富裕階層往往有直接負債或通過持有股權的方式間接負債。當物價持續上升且利率長期低於物價漲幅時，財富從中低收入階層向富裕階層轉移。二是存貸款利差。我國的存貸款利差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就是中低收入階層對金融部門提供補貼，並間接地向金融部門的大客戶提供補貼。三是房地産泡沫。房地産泡沫造就了一個內部人和外部人遊戲。在這場遊戲中，城市原住民、體制內員工和先知先覺的富裕階層是勝利者，被捲入城市生活的新居民則需要支付高昂的房屋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