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全國稅收總收入突破5萬億元，接近2010年全年稅收總收入的七成。這裡且不論居民收入增長是否趕得上經濟發展乃至稅負，也不論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會否因此從全球第二升為第一。這裡只是想説，在這個物價高漲的夏天，稅收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

　　根據財政部數據，去年流轉稅的比重佔稅收收入的七成以上，若今年的稅收結構無大變化，這意味著，上半年超過3.5萬億元的稅收沒有直接來自普通消費者，是看不到的流轉稅。流轉稅“埋伏”在商品的生産和銷售環節，以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面貌出現，納稅的直接責任人是流通環節的企業。但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稅負最終會在消費者購買商品的那一刻悉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只不過我們這裡對消費者徵稅的是價內稅，而非國外同行的價外稅，並不出現在購物小票上。消費者不知不覺，但稅收卻是一點不少。

　　不妨假想一位消費者提著購物籃在收款臺付費的情景：一袋牛奶，一斤雞蛋，一袋食鹽，幾乎任何一種商品，增值稅都是最基本的稅種，100元的商品，增值稅佔到其中的17%，合17元。增值稅外，還有頗多商品需要支付城建稅，一袋2元的食鹽，大約包含0.03元的城建稅。而那些“奢侈品”或政府有意用稅收杠桿抑制的商品，消費稅在商品價格中更佔有大比重，一包香煙，最高可能繳56%的消費稅，一包8元的煙，其中大約4.70元是向國家繳的消費稅、增值稅和城建稅。若是進口的化粧品，進口環節便要交30%的消費稅、17%的增值稅和10%的關稅，三者相加為57%。到了商店，零售加價部分還要再繳納一次增值稅。而所有商場售賣的商品，都還肩負著替企業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任務。當這位消費者走出櫃臺，他需為籃子裏的商品繳納的稅最少是20%，最多可能達到零售價的一大半，甚或八成。

　　而在西方以直接稅為主的國家，消費者在櫃臺支付的只是一個比例相當小的消費稅，當然，西方消費者早在收入環節繳納了。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公佈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徵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其中，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收入環節繳稅和消費環境徵稅，表面看無非都是國家徵稅，個人繳稅，但兩種不同的渠道對商品價格的影響卻肯定不同。一位理性的消費者購買商品時通常會貨比三家，選擇性價比最高的。同理，若繳稅的權利被賦予消費者，他肯定會努力地捍衛自己納稅人的權利，對繳納的稅“斤斤計較”。可繳稅人換成了企業，交給了流通環節，代繳者便沒有義務為最終的付費者爭取權益。也正因為此，重復徵稅、超規定徵稅的現象屢見不鮮。重復徵稅現象在物流業中表現最明顯，物流擁有一個橫跨各部門的産業鏈，物流企業面臨的管理方涉及稅務、公路、公安等多個部門。結果，物流業中的成本和稅收便成為一本糊塗賬，重復徵稅普遍存在，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發達國家物流成本僅為GDP的8%～10%，我國卻高達18%。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是，政府徵稅，就像在鵝身上拔毛。如果這個毛不是直接拔，而是轉了一道手，請商家代拔，鵝的叫聲也打了折扣。

　　有了隱秘的拔毛方法，物價的上漲似乎也和稅收無關了。的確，CPI監測的是物價的變動幅度，去年商品的價格內含有流轉稅，今年的價格內同樣包含，稅收似乎不構成漲價的因素。但流轉稅的計稅依據是以貨物和勞務價格為基礎，價格高，稅收高，又由於流轉稅的轉嫁性，稅收通過價格轉嫁出去，進一步推高了貨物價格。流轉稅體系助推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又推動流轉稅增長。良性循環也罷，惡性循環也罷，這是不爭的事實。今年上半年CPI上漲5.4%，這意味著今年上半年在3.5萬億元的流轉稅中至少有5.4%，也即1900億元來自通貨膨脹。若考慮到商品流轉規模的年度遞增，數字還將放大。實際上，上半年全消費品零售增16.8%，意味著來自消費品漲價和産量擴張的稅收可能接近6000億元。而同期個人所得稅收入雖增幅高達35.4%，同比增加929億元，與“通脹稅”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9月後惠及7000萬納稅人的個稅調整也不過是一筆小數目。

　　年復一年，居民收入落後於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又落後於稅收。通貨膨脹不過是居民的相對消費能力萎縮的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