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歐洲債務危機令人“談虎色變”，德國作為歐洲中流砥柱的地位更加凸顯。為什麼在債務危機頻發的歐洲，德國卻能夠獨善其身甚至成為拯救者，究其原因，堅實的製造工業基礎和持續的社會經濟改革功不可沒。

　　強大的製造業基礎

　　據分析，美國和歐洲主要債務國深陷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其製造業的轉移和流失，由此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不斷攀升，最後陷入經濟的衰退。與此相比，德國之所以能夠挺過債務危機，重要原因在於其在世界産業分工體系中的工業地位。製造業在德國財富比例中佔有重要位置，可以直接推動就業和拉動出口，積累社會財富。

　　德國是擁有自主核心技術的傳統高端製造業的代表，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歐洲頭號經濟體，其工業製造業佔GDP的29%，成為經濟的“脊梁”，帶動了相關産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德國的精密機械、制藥、工程機械、汽車製造、環保産業聞名於世，産品以質量可靠著稱。正是依靠製造業的發達，德國自2003年開始即成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廠”中國推到第二的位子。而且，德國是一個強大、高效的工業化出口引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包括歐元區其他大部分國家）享有巨大貿易順差。與其將出口帶來的這筆財富用於提高生活水平，節儉的德國人更願意將它投入儲蓄，交給資本化程度很低的德國銀行，而不願將新近獲得的財富用於進口産品與服務上。

　　德國的出口競爭力不是來自於廉價貨幣，而是德國企業的生産效率、質量、品牌與技術。當歐元大幅升值時，法國、意大利抱怨不斷，德國卻從未把匯率視為核心問題。德國主要關心貨幣的穩定，認為這是經濟持續繁榮不可或缺的條件。

　　持續的社會經濟改革

　　目前德國的狀況令歐洲各國羨慕不已。然而，十幾年前的德國還是一個“歐洲病人”，與希臘當前的狀況頗為相似。受到長久奉行的高福利制度以及兩德統一後遺症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德國經濟增長低迷，失業率升高和高福利導致德國企業成本居高不下，大批製造業企業遷出德國，收支失衡也給政府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
　　
　　正是深刻認識到高福利體制的缺陷，德國時任總理施羅德1998年上臺不久就制定了“2010年議程”，改革計劃幾乎涵蓋了社會經濟各個方面：通過降低稅率增加個人和企業的收入，刺激消費和投資；改革失業保險和救濟制度，逐年削減失業者的救濟金並加強再就業培訓；推遲甚至暫時凍結退休者養老金的增加等。過去十年中，德國在勞動力市場、東西德平衡、人口問題、移民制度等方面大刀闊斧地改革，已經成為歐洲各國未來社會經濟改革的模範。

　　德國總理眼看中國、東歐廉價勞力崛起，他親自出馬與工會領袖面對面談判，最終換得他們對全球經濟趨勢的理解。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過去10年，德國薪資實際降低了4.5%。工會的讓步換來的是工廠尖端技術不外移，德國出口競爭力大增。德國人口僅8200萬，卻維持了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地位，出口為德國帶來鉅額經常盈餘，每年貢獻2/3的增長。

　　改革總是伴隨著痛苦，施羅德個人所付出的代價就是2005年的大選後黯然下臺。但隨後默克爾內閣依然堅持了“2010年議程”的改革思路，她謹慎考慮社會承受力，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推進改革，在形勢嚴峻的時候延緩改革。兩屆德國政府10年改革的成效，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逐步顯現出來。

　　其中，勞動力市場改革是德國十年改革的核心，核心思路是在繼續保持歐洲“公平”傳統的同時，借鑒英美等國促進“效率”的經驗，使德國社會經濟重新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施羅德和默克爾兩屆政府都將推動就業作為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標。

　　施羅德強力改革勞動力市場和福利制度，政策核心是降低失業保障，特別是對長久失業者降低保障，同時為願意尋找工作的人提供培訓和支持等；默克爾政府繼續推行“迷你工作”、臨時工等新的工作形式和福利形式，在2005年到2008年間，德國失業人口從500萬人下降到300萬人，即使在經濟危機中，失業率仍然能保持基本平穩的態勢。

　　應對人口老齡化和長期人口下降，也是德國社會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家庭的出生率開始下降，人口負增長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據德國政府預計，到2050年德國人口將比現在減少800萬到1400萬人。德國政府對此有著深刻認識，推動家庭結構改革是政府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比如著名的“哈茨計劃”，為德國的家庭提供大量的生育補貼，保障有兩到三個孩子的家庭母親能夠不外出工作而生活。德國在整個社會結構改革中，注重家庭的價值以及家庭與經濟的平衡，使得整個社會的幸福水平大大提高。

　　移民問題在歐洲各國普遍存在。德國政府在推動移民融入當地社會、加強移民後代教育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德國在2000年和2005年兩次修改移民法，對於外國移民加入德國國籍給予了更公平的待遇。

　　德國10年間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也改變了外界“歐洲無力改革”的觀念。德國如今是歐洲當之無愧的地理中心、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10年前的“病人”已成為當前歐洲經濟的發動機和中流砥柱。正如英國《經濟學家》感嘆，德國人以古板著稱，但現在正變得令人吃驚的靈活。

　　審慎財政與堅挺貨幣

　　從宏觀經濟政策看，審慎財政與堅挺貨幣政策長期以來是德國的鎮國之寶，無論哪個政黨在位，都對此持有不可動搖的共識。無論在經濟週期的哪個階段，包括1973年的中東石油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德國都基本上奉行了這兩項原則。德國對於美國自2008年來所倡導的全球大規模刺激政策不以為然，並感到憂慮，認為低儲蓄高消費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而通過赤字財政刺激需求只會導致未來新的不平衡不穩定。儘管在財政刺激上非常謹慎，德國仍是全球經濟復蘇最早和最強勁的國家之一。

　　德國對於凱恩斯主義刺激政策的懷疑，很大程度上來自赤字財政實驗帶來的後果。1989年柏林墻崩塌，東西德統一。為了重振東德經濟，德國實行了大規模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包括轉移支付、補貼和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等項目，導致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德國經濟持續了十餘年的不景氣。

　　除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對於審慎財政的偏離，德國基本上是一個財經政策高度保守和謹慎自律的國家。儘管人口老化和高社會福利水平，德國現在的國債餘額僅為GDP的75%，是歐盟中最低的。在全球危機前，英國、愛爾蘭、西班牙等國信用氾濫、房地産泡沫嚴重，而德國的房地産價格基本上是一條水平線。如果一些歐洲國家希望從根本上擺脫債務危機，德國為它們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