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增長和百姓預期存在差距、低收入者勞動報酬偏低——收入話題每一次被提起，都牽動著社會的神經。

　　作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參與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認為，解決收入分配的出發點應該著重放在提高勞動報酬上。只有用合理的勞動報酬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讓他們在分蛋糕中佔有更多的優勢，社會財富的蛋糕才能做得更大。

　　李鳳其和妻子都是環衛工人，十幾年前，他們離開安徽老家來到上海，這麼多年來，由於收入微薄，他們一直不能把兒女接到身邊。

　　2011年，上海市出臺了“23號文件”，這份文件的核心就是建立環衛工人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這讓李鳳其和工友們的工資得到了提高，平均每名工人的月薪達到2000元左右。加薪後，李鳳其兩口子一個月有了4000元的收入，這讓他們有了底氣，把遠在安徽的兒子和女兒接到了身邊。

　　蘇海南指出，2012年年底，我國將有70%已建工會組織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這一比例在明年將達到80%。

　　“當前，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分配差距在拉大，尤其城鄉分配不公，這是分配秩序不規範的表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建議，要格外重視“提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整體方案。在未來，提高勞動報酬在GDP中的佔比將成為收入增長的主要突破口。

　　在河南省葉縣，記者見到了一家合作社的負責人衛明陽，他一共流轉了157戶農民的3180畝土地，除了給農民的錢和糧食，他每年還能有10多萬的收入，2011年加入合作社的農民人均增收30%。

　　在我國，流轉土地成立合作社逐漸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集約化、現代化生産既提高了收成，又增加了農民收入，還讓當地的農業生産結構和水平大大提升。

　　與此相伴的是，近年我國給農民種糧的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四補貼”資金不斷增加，2011年總額高達1406億元。

　　在系列政策的利好下，2011年，全國農村居民收入達到6977元，增量超過1000元，創歷史新高；增幅超過11%，是自1985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城鄉收入差距也從2009年的3.33倍，縮小到了2011年的3.13倍。

　　專家指出，居民收入增加還有幾個不容忽視的來源：2011年，中央財政民生支出達11659.31億元，比上年增長30.7%；2011年，個稅起徵點從2500元調整至3500元，大約會減少1000多億元的財政收入，讓利於民；2011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高10%，達到1531元，這是連續第8年上調。

　　“説到中國收入分配格局，‘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模型經常被作為理想的目標。”宋曉梧指出，有效調節過高收入，把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是伴隨經濟發展不斷調整的過程。這就需要大力提高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讓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靠攏；提升勞動技能和自主創業，讓中等收入的人群增加。同時，要加緊解決壟斷行業過高收入等不合理現象，規範收入分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