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記者：您的研究對象為什麼是市而不是省？

　　俞喬：目前國內對財政透明度的研究還多集中于省級政府的層面上，對中國而言省級政府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本級財政。我們研究的不足之處，就是未包括所有的地級市和縣級市政府在內；另外還可能遺漏某些公共財政指標。

　　記者：研究中所用IMF財政透明度法則是否適用於中國國情？

　　俞喬：和上市公司的治理相同，現代政府的公共治理都有共同的準則，例如，透明、問責等等。小農經濟時代的家族式管理是不願意公開的主要原因，這可以便利管理者花錢和尋租。人民的政府，必須健全問責機制，公開公共財政的目的是向全民負責，政府要給社會定期講講，全民的資金是存銀行還是去投資，多少用在民生、哪些用於政府部門運轉，哪些是正常運轉費用、哪些是屬於過度開支，這對現代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還採用傳統經濟的治理機構，僅對上負責是行不通的。只有實現第一步財政公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監督。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本質上是做好兩件事：第一是領導人的産生機制：怎麼選出領導人、怎麼監督領導人；第二就是公共財政的決策機制：政府怎麼籌錢、怎麼花錢、怎麼管錢。腐敗得以産生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産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提高財政透明度，對改善公共治理和防止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

　　記者：您認為目前各部門、各級政府的財政透明度情況如何？

　　俞喬：總體來説，現有的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遠不盡如人意。除少數市以外，大多數市政府的公共財政信息處於不透明或“半透明”狀態，與黨的要求和社會公眾的希望相比，有著很大的差距。就信息公開的內容而言，困難最大是公開政府的預算外收支情況、決算情況，以及預算編制的具體方法。當前，公共財政透明水平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經濟開放程度和主要領導的意識，而制度與機制的因素不明顯。

　　81個城市就好比81家上市公司，因為政府本質上也是經濟單位，需要向所有利益相關者公開信息。但是現有的法律條文中並沒有“硬性”規定，只有2007年的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它的約束力還不高，需要逐步提高。這又涉及到誰來推動的問題，各地人大一定要起到作用，積極推動立法。

　　另外，媒體、社會公眾等可以發揮很大的推動作用，促使政府和人大加快公共財政的透明化進程。在信息化技術發達的今天，技術層面的操作完全可行。

　　記者：提高財政透明度的意義是什麼？

　　俞喬：“三公經費”公開、財政透明度提高是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這也相當於把政府的手腳綁起來。在研究結果中，人均GDP越高越想公開，外貿依存度高的因為吸引外商需求也需要公開，正規本科學歷的黨委書記多傾向於公開。一般地級市的人口規模為幾百萬人，已經相當於世界上一個小型國家的人口。把經濟賬捂著，實際上是對公共事務採取一種傳統家族式的治理方式，家族治理最糟糕的結果就是任用親信，中飽私囊。各地政府改善政治治理的第一步就是提高財政透明度。

　　政治層面的改革，主要有兩點，其一是如何選擇好的領導；其二是選才之後，公共財政的監督和管理，起點就是財政透明度。發達國家選舉後的“以財控政”、約束無限政府都是對財政監督的表現。

　　中國經濟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