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Tim Cook終於在一件事情上超越了他的前任。2012年3月上旬，Tim Cook來到中國，這是該職位管理者首次來華。著休閒裝的Cook與中國消費者的合影，在網絡上廣為傳播。這只是Cook風格的一個體現。此前，蘋果公佈了17年來首次派發股息的計劃。

　　但Cook也面對一些特別的麻煩。就在他訪華期間，關於蘋果供應商“血汗工廠”的爭議日益升級。美國知名廣播節目《美國生活》撤下今年初指控蘋果及其代工廠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相關報導。這檔節目主持人Mike Daisey證實，他在獨白中捏造內容。這種背景下，由HGO組織FLA(美國公平勞工協會)主持的針對蘋果在華代工廠富士康用工環境的調查報告全文，如今尚未出版，已飽受爭議。

　　也是在近期， 本刊獨家獲悉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潘毅所主導的關於富士康工廠的調研，揭示出與美國媒體不同的看法。本期封面報道包括了這個調研團隊的真實故事和報告節選。作為多元化視角的拓展，我們還將呈現環保主義者馬軍挑戰蘋果供應鏈的努力。

　　真相到底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但羅生門式的追問，很可能使我們進一步接近真相。

　　潘毅之劍

　　蘋果代工廠潛伏式調查的幕後策劃者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專業碩士二年級學生董雨晴，在一次工廠調研中遇到一位經歷特殊的女工。一天夜裏，這位女工突然驚恐地發現自己不能説話，但醫學檢查證明，聲帶、嗓子無任何病變。她被禁錮在無法言説的世界中，無邊的恐懼蔓延開來，她唯有拼命動筆書寫……

　　遇到董雨晴時，這位女工已離開那家讓她失語的工廠。董雨晴問及當時原因，她回答説：在那裏，我有一整個月沒有説過一句話。

　　董雨晴和她所在的調研團隊，最終走入了這位女工此前所在的工廠——富士康，中國式製造業的典範，目前世界上最受關注的蘋果公司最重要的代工廠。

　　這次歷時兩年的田野調查，使董雨晴們接近了女工的恐懼，也為他們打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此舉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球運動中的一環，這場運動可創意地概括為——No More iSlave。

　　2012年初開始，《紐約時報》、《今日美國》、《時代週刊》等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相繼發表批評蘋果海外供應商苛待勞工的長篇報道。富士康成為眾矢之的。

　　今年2月9日，強力圍觀紐約中央車站旁最大蘋果專賣店的，不再是瘋狂的果粉，而是多個社會團體的抗議者；一併而來的還有一份超過20萬人聯名的請願書：呼籲蘋果公司改善海外代工廠、尤其是中國工廠的工作環境。

　　對此，Tim Cook表示“關心全球供應鏈中的每一位員工”。情願不情願之間，這家“改變了世界的公司”也展現出空前的配合姿態，開啟了與FLA(美國公平勞工協會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合作。

　　不過，由該NGO主持的針對蘋果在華代工廠富士康用工環境的調查報告全文，尚未出版卻已飽受爭議。該組織自2月13日進駐富士康深圳廠區調研以來，態度撲朔迷離且令人費解：其CEO奧瑞特凡希爾登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先是表示已發現“大量問題”，但旋即又讚揚富士康“設施一流”“真的不是血汗工廠”，與《美國生活》主持人Mike Daisey在節目裏對蘋果在華生産狀況的説法一樣，出爾反爾。

　　事實上，在中國，有關富士康用工環境和勞工問題的調研團隊始終在行動。持續發佈的調研報告終在國際媒體引起關注。他們是間接推動《紐約時報》等關注此事的真相提供者，也是美國數十萬消費者開展聲勢浩大的抵制“無良産品”運動的幕後推手。

　　在國際媒體有一定影響的富士康調研報告的發佈者——香港SACOM(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其負責人鄭依依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説：“外媒今年突然集中關注我們的報告，讓我們挺出乎意料。”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參與領導的一支蘋果代工廠調研團隊，也給出了和SACOM類似、但與美國媒體截然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文章開頭提到的女工失語的案例，只是該調研中發現的眾多案例之一。

　　在所有針對富士康的調研中，潘毅及其團隊可謂耗時最長，規模最大，程度也最深：歷時近2年，多達6次；團隊成員近百人，其中近20人潛伏進廠；調研覆蓋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19個廠區，共收集有效問卷2409份，採訪工人500多例，整理第一手採訪資料十萬餘字。迄今已發佈三次調研報告。

　　與NGO主導的調研不同，這次田野調查有著濃厚的學院背景。調研召集的領袖是來自兩岸三地的數十位學者，主力是全國2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80後、90後——21世紀的工廠給他們的青春重重一擊。

　　追蹤

　　談到對富士康的調研時，潘毅笑著説：“沒完沒了”。這位談吐溫和的潮汕人的真實身份，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女性主義倡導者。

　　潘毅的研究領域涉及性別、資本全球化、跨境研究等，力主將性別研究和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批判結合起來。她從來都切身實踐所堅持的理論——由於贊同馬克思關於家庭消亡的觀點，認為女性解放須著眼于家庭制度的根本性革命，故以單身、不婚、無子女作為女權主義的宣言。在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畢業後，潘毅將研究重心放到底層工人的主體性上，與工人同吃同住，客觀描述他們的真實生活，被視為“弱勢者”的代言人。

　　“我並沒有特意選弱勢群體做代言，對我來講，這是一條再自然不過的道路：如果我想做研究，我認為中國什麼問題重要我就做什麼。”顯然，潘毅敏感捕捉到蘋果代工廠富士康的問題，將其視為當下中國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面相。

　　2010年富士康連環跳引爆媒體輿論；是年5月18日淩晨，九位社會學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各界關注以富士康連環跳事件為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潘毅即為九位發起人之一，與她聯名的還有北大、清華、中國社科院等大陸多所高校的學者。“當時對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的理解，很多都歸於個人心理和精神問題，我們社會學的回應肯定是不同的”，潘毅説。“我們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這種粗放式的、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聯名信中的這句話，成為潘毅等學者召啟此次調研的基本共識。

　　成員招募的過程並不費力。邀請函通過email發給國內從事勞工研究的學者和組織之後，慕名而來的參與者多到“用不了”。在具體調研方法上，潘毅和同事們做了較多討論，最終決定問卷與訪談並重：通過大範圍問卷調查，在盡可能廣泛的區域內獲得盡可能多的工人基本信息；再進行一對一訪談，來彌補問卷無法詳盡獲取的個人主觀感受和深度細節。同時，進廠體驗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富士康廠區進行了小規模預調研之後，潘毅等人對富士康的基本信息有了一定掌握，最終敲定了問卷問題和需要的調研人數。2010年6月，這個規劃已久、規模可觀的民間調研，箭在弦上：調研員60名，多為導師推薦的社會學專業學生，再加22位來自台灣的師生，共計82人；調研地點則根據富士康廠區的分佈，遍佈山西、江蘇、廣東等省的14個城市。九位發起人分赴負責區域；而深圳的龍華和觀瀾，作為富士康在大陸最大的廠區，和連環跳的主要事發地，理所當然的成為調研重點，也成為各路調研隊會師的終點，由潘毅指揮這關鍵的最後一戰。

　　調研前一天，潘毅給從全國各地趕來參與深圳調研的四五十名學生進行了三小時培訓，講解富士康在華發展過程、工廠管理模式、事業群和招工，並把長達40余題的問卷逐題過了一遍，讓所有人了解每道題的調查點。最後對整個大團隊進行分組：兩人一隊自動組合，最好是男女搭配；為保證學生安全，任何與調研相關的行動都必須兩人執行，禁止單獨行動。

　　深圳調研集中進行了一週，七天的調研密度和強度很挑戰常人的想象。

　　浩浩蕩蕩四五十人的調研團隊，潘毅著實擔心這樣的大舉動會引來廠方的關注，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結果證明，她的擔心竟出乎意料的完全多餘：幾十個人融進幾十萬人的魚龍混雜的工廠生活區，非常渺小，渺小得好比汪洋中的一滴水。

　　這種渺小感，不僅是潘毅，也是調研員們最經常的反饋。

　　北大社會學系黃和是深圳調研隊核心成員。在工人晚上下班後，到回去加班前的一小時休息時間裏，黃和站在生活區的天橋上，看工人穿著一樣的制服摩肩接踵地從身邊擠過。自己根本無需移動，會被裹挾著前行。川流不息的移動人群，擠滿整座橋，可以黑壓壓的持續半小時多，都看不到一點空地。

　　富士康廠區完全封閉，所有生産車間、辦公區域和大部分宿舍都在廠區內，刷卡進出。除非進廠，否則要接觸工人做問卷和訪談，只能在廠區周邊進行。即便條件有限，他們還是很快打開了局面：工人上班的時段按兵不動，在中午一小時和傍晚一小時工人出廠吃飯時，突擊調研。大排檔裏等飯的工人們，通常願意幫忙。有人把填問卷看作幫學生們寫論文，填完還友好的説一句“祝你順利畢業”；而更多人則將之當作表達意見的機會，會認真的在問卷上填寫希望政府如何改進。問卷調查時談得來的工人，會約到晚上8點下班後或週末再見，續做訪談。

　　“有些工人獨自坐著發呆，其實也很想有人陪他們聊聊天”，黃和説，個別聊得來的工人會給調研員介紹自己的工友一起來談，但這類情況較少，因為黃和他們發現，一個工人要在廠區裏找到熟人是非常困難的事：廠區太大，上不同的班住不同宿舍，想及時找到老熟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工作太忙，有人工作幾個月了連舍友都沒見全，想幫忙介紹訪談對象也有心無力。黃和和同伴們的調研大多都靠偶遇。

　　白天調研完，晚上無論多遲，潘毅都堅持召集所有人碰個頭，總結當天遇到的新問題，適時微調方案。問題主要是問卷中存在著部分工人無法理解或很難回答的題目，比如有題問到“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增加百分之幾？”，問百分比工人要算半天，所以調研團很快把問法改成會“增加多少小時”，便於直接作答。

　　經費，在很多調研中被認為是重要一環，但在潘毅看來，做富士康調研從開始到現在，“都沒考慮過錢”。一方面是因為，包括她在內的老師們總能從各自的農民工相關課題經費中撥出一些；另一方面，“每次調研，我們要花的錢也確實不多”。為盡可能接近要調研的工人和他們工作生活的環境，潘毅和調研員們會就近住在工業區旅館，四人一間，日均生活費用約20元，每次調研全部支出也只有數千元。調研中也有很多志願者，都是自費來參加調研，“大家好像都沒有考慮過錢的問題”，潘毅回憶道。

　　為期一週的深圳調研，在有驚無險中推進著，最終共收集有效問卷1500份，訪談工人200余名，為第一份調研報告的撰寫提供了最主要、最詳實的一手資料。這份名為《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的報告，對富士康使用學生工、廠內生産環境、生活環境、工傷狀況和工人自殺狀況等多個問題進行了事實性的回應和一定的學術分析，在2010年10月于香港一經出版，便引起民眾極大關注。

　　“我們把八十多位調研員收集的資料匯總到五六個核心成員手上，然後把他們都抓到我家，寫了三天三夜，我也變‘血汗工廠’了！”潘毅笑著説。這份報告改了五六次才最終定稿，每位參與組織調研的學者都親自把關修改過。

　　這份轟動一時的報告，絕非首次調研的唯一成果；其更大意義在於，為潘毅和調研團隊對富士康進行後續調研提供了方向，比如富士康西遷過程中，不合理徵地和以實習的名義廉價徵用大量學生工。

　　這一追蹤，持續到現在，遠沒有結束。

　　永不停歇的生産線

　　1979年，9歲的潘毅隨家人從汕頭移居香港。九十年代初返回大陸珠三角做調研時，她對自己的定位還是“自以為‘香港社會更進步’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孩子”，但那個年代的多次調研經歷，讓她對資本主義的生産模式有了新的反思。

　　潘毅第一次實地調研去的是東莞的一家雨衣廠，底層是貨倉，二三層是生産線，頂層給工人做宿舍。為防止盜竊，宿舍窗戶都會上鎖，火災時無法逃脫。與工人同步進行工作的調研不下十次，多年積累的一手資料著成《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一書，在2005年獲得米爾斯(C. Wright Mills)獎，她成為首次獲此獎的亞洲學者。

　　“天生對平等感興趣“的這位特例獨行的女學者，至今無法接受的一個現象是——一個社會一部分人的享受，建立在大部分人更大的犧牲之上，還以此美化自己的生活。

　　“富士康這次調研，我再想進廠已經進不去了，因為我太老了，人家不會錄取。”潘毅説。而學生進廠親身體驗，在她看來很有必要：一是要驗證工人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二是做代工廠研究要有一個直觀認識。“對進廠的孩子，我一般不會太擔心安全問題。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做過呀。”提起當年的調研，潘毅有種淡然的自信。

　　徐光和董雨晴，便是踐行潘毅這一想法的兩名學生。

　　2011年3月，徐光走進重慶富士康大門時，廠房樓都沒有蓋好，但已投産：三四層還在施工中，一二層就架上了生産線。在經過考察四肢是否健全、有無紋身、證件檢查、常規體檢和70題心理測試之後，徐光通過招聘，成為富士康重慶廠區的一名普工。

　　富士康在大陸不同地區可隨意徵調工人，以“某地專案”的名義調配，在招聘地和工作地之間選擇薪水基準較低的城市作為標準，來支付工人工資，這很難讓人不質疑其加薪的實際落實情況。應聘時，看到一輛輛巴士把剛錄取的重慶工人像貨物一樣成批運上綠皮火車拉往江蘇昆山，徐光很怕自己也被這樣運走。

　　進廠以後的第一份工作是軍訓，以便讓工人習慣長時間站立的工作方式。這種軍訓也是待崗的變種，哪需要就派去哪救急。這期間，徐光去生産線幫過忙，一天搬過六百台電腦；也打掃過衛生，一台機器一天擦幾十遍。等新生産線落成，他才逐步被安排固定崗位。

　　徐光做的流水線是在一個模具車間。每29秒，就會從流水線上掉下來一個模板，工人要很好地配合這臺“定時吐物”的機器。在這29秒中，徐光要先用氣槍把模板上的灰塵吹凈，再用抹布把油漬擦凈，最後用小刀把模板邊緣比頭髮絲還細的毛邊刮掉。頭髮上身上全是細小的塑料碎屑，“如果沒看到人就遠遠聞到很重的塑膠味，那一定是我們車間的”。

　　接模板；拿氣槍、噴灰塵、放氣槍；拿抹布、擦油漬、放抹布；拿小刀、刮毛邊、放小刀；把做好的模板遞給搭檔，然後去接新的模板：這十二個動作，徐光要在29秒內全部完成。動作慢了，新模板掉下來砸到舊的，兩塊全部報廢，會被線長(流水線長)罵。沒有時間喝水和上廁所，吃飯要和搭檔輪班去，因為任何短暫離開都會導致積貨。午飯積壓的貨，在下午要一邊趕新活一邊補舊活，中午的舊活補完就到晚飯時間了，這意味著新的積貨。

　　工廠有時為了趕進度，會把流水線的速度從29秒/個，調成22秒/個。十二個單調重復的動作，以二十幾秒為一個單元，在永不停歇的流水線上，切割著徐光一天的12個小時，一個月的28天。

　　“在這裡，空間和時間的概念都被解構了”。宿舍是工廠生産空間的延伸，累得根本無力説話，睡覺是為了恢復以後再工作；車間總是燈火通明讓人忘記時間，好在有一扇小窗能在運氣好的晴天投進些許陽光。“當陽光照到胸口那個位置時，我就知道再過半小時就可以吃晚飯了。我對時間的概念就來自那扇窗”，徐光在入廠筆記裏這樣寫到。他説他總有一種強烈的一睡不醒的願望，“我不是想自殺，不想醒來，是因為醒著的唯一目的就是幹活。”

　　對於董雨晴來説，那個失語的女孩對她觸動很大。她無法想象非病理失語的産生。 “你為什麼不進來做做看，進來做做看你就明白了。 ”工友説。就這樣，2011年11月，董雨晴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應聘成為一名普工。先是做目檢，在白熾燈下仔細端詳産品有沒有劃痕；後來因為要求星期六(7.50,-0.07,-0.92%)休假，被線長駁回後“擅自曠工一天”，被罰一天搬3000個箱子，做了十天。第一天搬完後，董雨晴的胳膊腫了，疼的睡不著，但還是硬著頭皮撐過了餘下的九天。

　　後來她被定崗去流水線上夜班。80名工人，從一開始不熟練日産只有200件，到後來狂飆到3800，只用了幾天時間。要完成一件電子産品，董雨晴需同時操作六台電腦，六個屏幕都在閃，動作必須異常麻利。産品流到眼前，不撿起來會被罵，撿起來就得把它做完——撿與不撿，都是問題。

　　這個面容清秀、身材嬌小的湖南姑娘，記得自己如何被線長罵：“你怎麼這麼蠢啊！這個放在後面你不知道嗎？你是故意跟我過不去嗎？我現在就讓你給我寫檢查！先寫檢討明天這個時候就要交給我！你再出錯就給我滾啊！你這種豬不要在這裡做你知道嗎？”“我每天不知要聽多少次。我其中一個搭檔有一天就受不了了，把産品一扔，説，媽的，老子不幹了。”

　　董雨晴覺得這裡好像有“罵文化”：工廠如此殘酷，沒人瞧得起你，説話都是吼。“我以前想象的作為人的尊嚴——別人應該怎麼對我説話——那個時候完全沒有了。自尊完全沒有了。”

　　車間為保持機器低溫，在冬天仍開冷氣，加上連周夜班休息不足，和許多工友一樣，董雨晴終於病倒，進廠一個月的最後一週身體和精神瀕臨極限。請假算曠工，得不到加班費。兩週休一天、工作三周的加班時間有80小時，比起微薄的1500元月薪，加班費不可謂不可觀。為了討薪，最後一週她不停在辭職、投訴。某天討薪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董雨晴沒有帶傘。在那段通往員工關愛中心的40分鐘路途上，她終於也像同寢的每一個女孩子一樣哭了起來，堅持不下去了。

　　潘毅對徐光、董雨晴這樣進廠體驗的學生會遭遇的認知和情感衝擊，早有預料：每天12小時、日復一日做重復的機械動作；變成流水線上可被隨時替代的一個零件；去被架空幾乎所有可能的社會支持；去過睜眼就為了幹活、累到無力交流的生活；甚至，去被冤枉、被辱罵、被擺布、失去自由和尊嚴。

　　徐光體悟了潘毅的用意，他從連接廠區和市區的隧道離開生産世界、進入商業世界時，唏噓其間的天壤之別：消費如此光鮮，但工廠實在醜陋。“沒有人願意來了解一下，可工作在這裡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小學同學，初中好友，甚至家人。”現在，他再去農村看到滿地跑的小孩，仿佛一眼就能看到他們十二三歲時的境遇：去類似富士康這樣的工廠打工，要麼忍下去，要麼回鄉，可回鄉以後還是會再去打工。“游離在城鄉間的徘徊是註定的，沒有人改變的了這個群體的命運”。

　　董雨晴出廠沒多久，就有工人在她曾經每天經過的車間裏上吊自殺了。她終於明白潘毅在課堂上提到的“命運共同體”是怎樣的含義：“我進過富士康，就會一直牽掛那裏”。

　　然而，這樣的體驗也並非完全沒有問題。潘毅強調保持抽離感，才能客觀觀察問題，但學生們易從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態度，一下子完全認同工人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所以在撰寫調研報告時，潘毅會格外用心訂正他們的用詞和語氣：“絕望”、“宿舍像垃圾場”確是工人原話，但報告還是要用主流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寫，不宜過激。

　　徐光和董雨晴的先後進廠，分別屬於2011年3月~5月針對富士康西遷的調研，和2011年11月針對富士康大量使用學生工的調研，對之後相繼出版的調研報告《西進——富士康內遷調研報告》和《富士康，你改過自新了嗎》均有貢獻。截至今年3月底，這場持久調研的成果，以三份報告的形式全部問世。綜合了三份報告之精華的作品，欲命名為《我在富士康》，已在香港出版，目前正努力爭取大陸出版中。雖然每位參與調研的大陸教授都積極幫忙聯絡過不止四五家大陸出版社，但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裏都沒能敲定出版事宜——內容敏感，不好出。

　　富士康有罪嗎？

　　這是潘毅和調研團隊經常被媒體和圈內部分學者質疑的問題。

　　首先，富士康的自殺率與整個國家或某個城市的自殺率相比，並不過分。那些自殺的新生代工人，究竟是因自身脆弱還是工廠壓榨而選擇不歸路，也很難通過調查給出明確判斷。更何況，富士康作為中國代工廠行業中的頭把交椅，其福利待遇、勞動合同覆蓋率、工廠硬體設施、不拖欠工人工資等做法，在行內可謂表率；而報告中指責富士康的部分問題，比如工人自殺、強迫加班、工作意義感過低、自我存在感淡薄等，也並非富士康獨有，在其他小廠中有過之而無不及。那麼，為什麼單批富士康？

　　“世界工廠模式下，單獨質疑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公平。挑選標準在哪？“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國內知名社會學家這樣對本刊説。

　　類似“搞垮富士康有什麼好處“的質疑，並不只來自團隊外部，調研成員之間也就此多有爭議。清華大學的幾位學生最終因與大部分人意見不合，退出調研。

　　潘毅對這些內外爭議倒是頗為樂觀。在她看來，在“血汗工廠”的問題上，有爭議要比沒爭議好，社會參與要比達成共識更重要。

　　“我們沒有要搞垮富士康”，潘毅説。從始至終，他們的調研團隊始終堅持與蘋果和富士康聯絡，希望得到回應，但事與願違。

　　“我們生活在一個‘比慘’的時代，一定要找到最慘的，才覺得批判具有合理性”，在潘毅看來，富士康確有行業普遍性問題，但也有其獨特問題，比如軍事化管理模式很不人性；富士康不是行業裏最差的，但這並不能證明它的運作方式就一定正確，不能被質疑。

　　也正因富士康在代工業所處位置，也使其成為全球資本産業鏈在中國延伸的最好案例。其規模龐大所造成的層級分明、絕對服從的管理體制，使“勞動的異化”在這裡得到確切體現。

　　因此，無論從社會影響，還是學術價值來説，富士康想逃離一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敏銳視野，似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長期調研，使調研隊成員成為富士康不少工友願傾心交流的對象，日常聯絡也為調研提供了隨時獲知廠內近況的機會。調研員對本刊轉述了來自工友的有關FLA調研的最新消息：廠方對在FLA調研過程中“出岔子”的工人和部門將採取“六級連坐“的懲罰制度，或可累及廠長級別，而以前的工傷事故不過是“三級連坐”；接受FLA問話的工人，不排除被監視的可能。蘋果公司主動開啟的這次調研，因此飽受質疑。

　　而富士康的生産模式背後，正是萬眾矚目的蘋果公司。

　　該團隊剛剛發表的第三份調研報告《富士康，你改過自新了嗎》中顯示：一部售價為549美元的iPhone，蘋果公司獲得其中58.5%(321美元)的利潤，而中國代工廠富士康的所得利潤僅在1~2%之間，約為10美元；分給中國工人的利潤只會更少。iPhone，iPad的全球熱銷和驚人利潤只會刺激蘋果在短時間內將越來越多的訂單壓到富士康代工廠和年輕工人頭上。

　　有評論説，沒有這些訂單，這些年輕人可能連工作都沒有。但是不是因為蘋果和富士康給他們工作，他們就該承擔合理性有待商榷的“保密協議”、無節制的加班和尊嚴感意義感的喪失？換言之，資方支付的工資是不是足夠“多”到能買走他們勞動的同時，也能“買”走他們的自由和尊嚴？這是潘毅和調研團隊成員們一直試圖讓外界思考的一點。

　　在潘毅看來，蘋果和它的代工廠富士康，絕非孤立的個案。

　　二者作為全球資本擴張的優秀代表，其他資本若想生存，勢必會模倣其模式，否則沒有競爭的可能。潘毅這位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對“蘋果和富士康這樣具有標示性的企業”的複製，是很可怕的。

　　“中國早已過了勞動力無限供給且歡迎一切資本的時代。在大陸已有100萬勞動力的富士康，若想進一步推進其資本擴張，便會需要權力的幫助。以實習的名義徵用學生工的問題和不合理徵地的問題就會應運而生。一個社會靠資本主導，且主導的力度越來越大，最終的後果便是沒有制約力量，直至打破社會的最底線”，潘毅眼中“一個社會的最底線”，便是人的尊嚴。“富士康模式讓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把人的工作意義感和生活意義感都磨滅掉了，越發展就越沒有尊嚴”。

　　學界的挺潘派也為數眾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工人與勞動研究中心主任佟新，在對本刊高度評價這場曠日持久的調研時，也給出了類似的點評： 不排除新生代農民工或許會有心理承受能力偏弱的問題，但至少公眾該明白他們承受的壓力背後是有社會結構性原因的；如果非要説中國新生代農民工有問題，那問題就是，這幫孩子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富士康只是一個靶子，潘毅他們在做的，是揭露跨國資本在中國的真相”。

　　潘毅和她的調研團隊對本刊説，支持他們堅持調研兩年的動力，其實來自三個願望：

　　一個是希望集合了前兩份報告精華的《我在富士康》能在大陸順利出版，裏面有很多指導工人自我保護的專欄，希望富士康的工人們能人手一份，起這個名字就是為了讓他們覺得親切；一個是希望消費者們明白，聯合一下去思考産品背後的倫理問題，可以督促産品在人道的環境下生産，因為消費者的身份本身即是一種武器；此外，是希望蘋果和富士康這樣的跨國資本表率能出讓一部分利潤給工人，來帶動整個行業用工環境的改善，“其實工人要的並不多，也不過分”。

　　“我其實很貪懶”，不惑之年的潘毅笑言自己常有退休的念頭。“但是富士康這個問題，我們幾個不跳出來也沒人跳出來。會有一種使命感”。這位關心底層工人命運的女學者，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溫和的挑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