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世界銀行前不久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佈了《2030年的中國》的研究報告，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很大反響。作為世行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先生與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Ardo Hansson一起負責該報告“中國未來二十年的結構性改革”這部分內容的撰寫，而這部分內容恰恰爭論很多，特別是有關國企改革方面的內容爭論最多。3月21日，張文魁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對相關問題作了詳盡解答。

　　國企使增長代價高昂

　　《華夏時報》：您認為國企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障礙嗎？我們看到，原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把國企比作一個家庭中父親的角色，認為如果父親下崗，對這個家庭是災難，孩子的命運從此會發生重大轉折。您怎麼看？

　　張文魁：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對國企群體做一個全面分析。

　　我們的分析顯示，國企效率明顯低於民企，但卻大量地、以較低價格佔用了與其效率和規模不相稱的要素。衡量效率，公認的指標一個是凈資産回報率(ROE)，另一個是全要素生産率(TFP)。2003年民企ROE 是13%，國企ROE 是12%；到2007年國企ROE15%，民企23%，現在國企與民企這個指標的差距越來越大。

　　研究文獻顯示，國企TFP過去30年年均增長1.5%，而私營企業是4.5%。無論是ROE指標，還是TFP的指標，在過去十年國有企業發展壯大最快最明顯的時期，都遠遠低於私營企業，而且國企盈利集中在少數具有市場力量的企業，11.5萬家國有企業目前的虧損數達到1/4以上，遠遠高於私企的虧損面。

　　從研發與創新方面來看，一些人認為這些年大型國企在自主創新方面做得很好，但我們的分析顯示，國企的創新效率也比民企低很多。國企在過去幾年投入了大量的研發經費，也取得了成果，但國企每投入一億元研發支出所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量是18，而民營企業是43，國企每100名研發人員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量是3.7，民企是7.4。儘管也有聲音認為國企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等等，所以效率不能與民企比，但是我們沒有發現有過硬的證據顯示這些因素可以解釋國企和民企之間巨大的效率差異。

　　許多研究成果都顯示，生産要素和經濟資源大量地流向國有部門而不是民營部門，在實際當中也不難發現這種現象非常普遍。低效部門卻能獲得更多資源，而且往往以低廉價格獲得資源，而高效部門卻不能輕易獲得資源，這豈不是一種典型的資源配置扭曲嗎？這種扭曲性的資源配置必然導致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失衡、市場競爭不公。

　　因此，即使不能説國企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障礙，也可以説國企扭曲了資源配置、加劇了結構失衡、妨害了公平競爭。這種狀態的存在，事實上會削弱增長的可持續性，至少會導致增長的代價更加高昂。

　　至於把國企比作家庭中的父親，如果父親幹得少、佔得多、效率低、待遇高，長此以往而且不能改變，我不認為這個家庭有光明前途、美好前景。

　　應痛下決心推進民營化

　　《華夏時報》：把國企民營化或私有化真的符合中國實際嗎？

　　張文魁：中國的國企改革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民營化，第二是民營化，第三還是民營化。除了極少數特殊領域的企業，絕大部分國企都應該民營化，也可以民營化。

　　中國的國企改革和發展過去折騰了三十多年，總是想繞開産權改革、繞開民營化，實踐證明最後是繞不過去的。我們搞過國企轉換經營機制，離開民營化能根本轉換經營機制嗎？實踐已經證明不行。我們搞過國企三項制度改革，離開民營化能持續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嗎？實踐證明也不行。我們搞過董事會和治理結構改革，離開民營化能搞出真正承擔受託責任的董事會和現代化的公司治理嗎？實踐證明還是不行。我們搞過主輔分離和國際對標，離開民營化能實現業務結構調整和核心競爭力的建立嗎？實踐證明眼前行長期不行。

　　所以，推進民營化應該痛下決心，心無旁騖，國企的根本出路在於民營化，左顧右盼、顧左右而言他是找不到出路的。

　　民營化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在我國大規模推行過，不存在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問題，儘管當時有一點搞運動的傾向，因而出現了瓜分、鯨吞國有資産和忽視、踐踏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但總體而言，民營化改革挽救了國民經濟，也為國有經濟本身注入了活力。如果沒有那一輪民營化改革，哪有過去幾年國有企業高歌猛進的局面。正是上一輪民營化改革産生的制度紅利，再加上本世紀初出現的重化工業化紅利，將國企帶進了這一輪黃金時代。但是這兩個紅利都將逐步消失，所以需要新一輪民營化改革。

　　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法律和規章制度越來越完善，新一輪民營化改革就可以做得更加規範，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國有資産流失。當然，對大型和特大型國企來説，應該推行漸進的民營化，也就是説，通過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來逐步稀釋國有股的比重，而不是搞那種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的民營化，這樣更有利於平穩轉軌。堅定的、主動的民營化，恰恰可以防止搞運動，可以較好地避免國資流失和職工權益受侵等副作用。

　　民營化可強化政經基礎

　　《華夏時報》：民營化或私有化是國企改革的唯一齣路嗎？讓國有企業完全民營化或私有化，會否使國家的政治經濟基礎發生動搖？

　　張文魁：我認為，把企業的國有制看成是國家的基礎，這是一個莫大的誤會，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事實上，目前國有經濟佔GDP的比重大約為30%，佔工業的比重只有大約27%，比十幾年前要低很多，但是國家的基礎是更強了還是更弱了？顯然是強多了，因為通過民營化改革，經濟發展更快了，市場活力更足了，企業競爭力更高了，産業的創造力更強了，政府稅收更多了，金融體系更安全了，民眾就業更充分了。事實上，恰恰是龐大的國有部門侵蝕了國家政權基礎，國有部門的低效、腐敗、利益格局的固化、對資源配置的扭曲、對公平競爭的排斥，都會産生嚴重的後果，會導致一個國家的經濟停滯和國際競爭力的下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就是例子。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是這種情況。推進國企民營化改革，不但不會弱化國家的政治經濟基礎，反而會強化政治經濟基礎。當然，也必須要推進政府改革，減少政府腐敗，防止官商勾結瓜分國有資産。

　　須消除兩大“抓手”

　　《華夏時報》：政策、制度、環境等仍是“國有統管”、“國家統管”，“私有化”了的國有企業，會否走的仍是“國有化”之路，甚至反而使國家財富變成了極少數人的“福利”，居民財富卻未必能持久增多？

　　張文魁：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在“2030年的中國”研究報告中的結構性改革部分，除了國企改革方面的建議之外，還著重分析了中國的産業政策，建議對錯綜複雜的産業政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消除那些穿著産業政策外衣實行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預的行為。現在非常奇怪，一些國企越來越像民企，而一些民企越來越像國企。什麼意思呢？國企像民企一樣商業導向、逐利第一，什麼賺錢幹什麼，連一些自然壟斷領域、公用事業領域的國企也這樣；而民營卻千方百計與政府挂鉤，我現在聽到很多民企都説“我們必須要與體制合作”。這種現象與國家掌握過多的資源、對經濟活動有太多的干預有很大關係。中國是全球運用産業政策最多的國家之一，大量國企的存在和大量産業政策，是政府介入資源配置、干預經濟活動的兩個最主要的“抓手”，必須要把這兩個“抓手”都消除掉，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徹底使企業面向市場而不是面向政府，也才能有效制約經濟領域中的尋租、腐敗、不公等現象。

　　目前國企狀況

　　是歷史輪迴

　　《華夏時報》：我們看到，國企真實經營水平有日趨弱化之勢，如何評價這一趨勢？

　　張文魁：財政部剛剛發佈的數據顯示，今年1-2月國企實現利潤同比下降，這應該引起重視。最近的武鋼養豬種菜事件，也應該引起重視。這些都反映了國企逐步進入經營困難的境地。事實上，我在幾年前國企還形勢大好的時候，就預言國企將由黃金時代進入白銀時代，如不抓緊時間進行改革，還將陷入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我由此提出了國企發展能否走出週期律的問題。現在這個判斷得到初步應驗，週期律的問題也應該成為一個真命題。國企目前的狀況，其實就是歷史的輪迴，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國企只有通過産權改革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適應市場變化的自我調整機制，才能夠走出週期律，才能夠真正實現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否則，它只能做到與市場經濟的波峰結合而不能做到與市場經濟的波谷結合，那它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就是假的。

　　改革願景：

　　純粹國企佔比20%

　　《華夏時報》：所謂“醉生夢死”的國企面臨怎樣的再定位問題？在中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環境下，國企的市場定位究竟是什麼？

　　張文魁：絕大部分國企都應該民營化，剩下少數純粹的國企，應該是那些處於特殊領域的國企。我個人認為，對於這些國企，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再定位，主要就是在政府有效監管下提供公共産品以及提供自然壟斷領域的服務，少數真正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行業也可以由國企來控制。有了這樣的定位，整個國有經濟改革都能做到進退有據。

　　《華夏時報》：我們可以期待著有一個怎樣的國企改革結局？

　　張文魁：推進國企改革，我們設立了這樣一個願景：到2030年，絕大部分國企都實現了民營化；即使一些戰略性行業的大型企業存在國有股，但它們是股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並且有著現代化的公司治理；一些特別領域仍然存在純粹的國企，但國企産出在整個經濟中所佔比重較現在有大幅度下降，以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標準來衡量，譬如下降到10%左右將不再構成嚴重的資源配置扭曲和公平競爭妨害；同時有一個專注于資本回報的具有流動性的國有資産組合，這個資産組合能夠惠及全民，特別是能夠為社會保障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實現了這樣的願景，就是最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