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行業的凈資産收益率較長時間遠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一定存在資本流動障礙，存在價格管制。所以，從長遠看，防範系統性金融機構不出問題，更多應通過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促進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強內部控制等措施，而不是通過政策紅利維持高凈資産收益率。

　　郭田勇

　　自有銀行家坦言“銀行利潤高得不好意思”開始，銀行超高利潤就備受輿論拷問。起初主要是網民，接著是專業媒體，最後專業學者、相關官員相繼都加入了論戰。什麼是“暴利”？20%的當期凈資産收益率（ROE）？或是200%的ROE？抑或是ROE長期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幾倍？始終不見有明確説法。其實所有人都明白，大家之所以一直用暴利這個詞，更多是帶有感情色彩，即公眾對存款負利率、對銀行業的壟斷和低服務水平的不滿，而非一個簡單的數量界定。

　　在一個較大的市場經濟體內，比較行業的利潤高低，不是看資産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潤增長率，最科學的是比較當期凈資産收益率（ROE），即資本利得。也就是説投資一元錢，各行業能純賺多少。借用中國銀行業協會楊再平副會長的數據，2004年至2010年，中國銀行業ROE在15%至20%之間，遠高於石油、煙草等壟斷行業；2011年ROE超過20%，略低於煙草但高於石油。

　　自2003年改革後，銀行業ROE就比較高，一直是個大家嚮往的賺錢行業。之所以現在才成輿論焦點，原因可能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較快發展；2009年至2010年雖受金融危機衝擊，但在4萬億政府投資作用下，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總體狀況不錯。而到了2011年，受歐美債務危機和國內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制約，企業虧損，倒閉增加，通脹加劇，負利率嚴重，居民購買力不斷下降。但銀行卻利用緊縮之機直接提高或變相提高貸款利率，收取各種費用，民間融資氾濫並出現風險，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因此大受置疑。此時，銀行ROE仍保持高位並繼續提高，與實體經濟反差巨大，爭議之聲自然也就越來越大。

　　其實，在我看來，無須測算我國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也無須知曉其他行業的利潤率具體是多少，僅從大量國際資本、國內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都在千方百計爭取進軍銀行業這一現象看，投資什麼行業最賺錢，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經濟體內，行業利潤率最終會向社會平均利潤率收斂。一個行業的ROE較長時間遠高於社會平均利潤率，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存在資本流動的障礙，或是技術壁壘，或是行政壁壘。技術創新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鼓勵技術進步，所以技術壁壘帶來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責。如人們對喬布斯、馬雲、姚明等只有羨慕，不會有嫉恨。但行政壁壘帶來的“暴利”則不同，因為它明顯不公，會導致尋租、腐敗、低效等一系列問題，進而阻礙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所以人們總在聲討。應當承認，我國銀行業ROE高有一定的技術壁壘因素，筆者曾考察過民生銀行的“商貸通”、北京銀行的“小巨人”、漢口銀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産品，這些都具有創新內容與技術含量，因此也都獲得了市場認可。但我國銀行業也確實存在較高的行政壁壘，體現為管理層面的機構審批、準入門檻。其二，價格管制，且管制定價偏高。我國銀行還沒有獲得直接的定價權，但央行管制利率為銀行保留了足夠的保護利差。

　　至於銀行業利潤高，可不要國家救助、可給國家多交利潤、可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可承擔社會責任等説法，這其實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體的基本責任，如果成了行業攫取高額利潤的理由，不免滑稽可笑。財，首先是取之有道，然後才是花之有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國民經濟命脈行業”的觀點，隨後有“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提法。但對這個提法以及哪些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對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認識。

　　從供給角度來分析，銀行業是服務行業，其提供的信貸和支付結算等服務維持整個實體經濟的有效運轉，就像血管對於生命的功能一樣。但如果銀行業對內對外開放，多種供給主體形成競爭性市場，單個供給主體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影響就有限。30多年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1994年以前，除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外，銀行業其他主體極少，無論是儲蓄、信貸還是支付結算，四大專業銀行都處於絕對主導地位。但隨著市場的開放和發展，銀行業市場主體不斷增加，競爭日益增強。目前，銀行業各類機構已達3000多家，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存款、貸款、資産等所佔市場份額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下降。

　　從危機和系統重要性的角度説，工、農、中、建以及國家開發銀行等資産規模較大的銀行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一家機構出問題，就會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國家救助和處置的成本會極大，處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國際救助。從這個角度理解，也可以説大型商業銀行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應建立有效的風險防範機制和體制，保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不産生大量的不良資産，避免出現大量的資本損失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從長遠來説，防範系統性金融機構不出問題，應更多地通過加強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提高監管水平，並促進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強內部控制等措施來解決，而不是通過政策紅利維持整個行業的高ROE來解決。從短期來看，在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在我們還沒有辦法有效防範銀行危機並切斷其向實體經濟的傳遞渠道之前，保持銀行業適度盈利乃次優或無奈的選擇。

　　（作者係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作者：郭田勇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