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什麼？取決於社會的共識，人民的覺醒，社會與市場的內生力量，每個人維護自我合法權利的努力，以及法律所能給予的公平博弈空間。

　　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之後的記者會上表示，“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歷史觀在執政領域的顯示，是年鑒學派整體歷史分析的精華所在。當執政理念不被理解，執政者會出現 “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的痛苦，對社會的憂慮來源於共識無法達成，利益團體往往假道義而行，達成改革目標的技術手段往往被扭曲。

　　1898年，史稱“戊戌變法”的維新力量，在年輕的光緒皇帝帶領下，以康有為等學者、中下層官員、部分市場人士為主體，艱難前行。這是一場註定不會成功的維新運動，維新者集聚了太多的反對力量：因為科舉而失去前途的讀書人反對，希望搭上維新之船的李鴻章等大員被康有為等人傲慢地拒絕，列強將中國視作肥羊，農村動輒饑荒，絕大多數民眾目不識丁。當時的農村經濟與社會結構與中世紀毫無區別，鐵路被視為毀壞風水的象徵，因被認為是毀壞傳統綱常的利器遭到唾棄。譚嗣同的鮮血沒有達成民眾的共識，反而成為極端派的食糧。

　　一百多年後，在現代工業化路上艱難跋涉的中國，出現了強有力的改革支持者，文盲率大幅下降，城鎮化率進程過半，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的過程當中，資本與貨幣市場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後失而復得，各經濟主體在盡一切力量維護自身的權益。

　　情況截然不同。當然，從歷史的細節、經濟的細部看，我們能看到一切行政的陰影，看到計劃色彩的影子，在工業化起步後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百年前，中國的難題是能否跳出赤貧陷阱；一百年後的中國，難題是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角度解讀溫總理答記者問的內容，可以從技術上得出比較明確的結論；從技術出發，可以了解未來的預期目標。

　　第一，經濟增速7.5%不算低。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47萬億元人民幣，維持7.5%的增速，過9.58年，中國經濟將翻番，達到94萬億元以上。按照美國2010年、2011年15萬億美元左右的GDP，以目前美元與人民幣匯率計，為95萬億元人民幣以上。也就是説，假設匯率等前提條件不變，過十年後中美經濟總量將相當。過快的經濟增速會造成馬戲團獨輪車經濟，一旦經濟增速下降獨輪車就會倒塌。2003年~2007年，中國經濟持續5年兩位數增長，2010年恢復兩位數增長。從國際貿易環境看，從中國的貨幣增量看，這樣的經濟增速不可持續，無助於結構的調整。

　　第二，人民幣匯率不可能大漲大跌，未來可能擴大雙向波動區間，考慮到國際壓力，小幅上升仍有可能。

　　溫總理在記者會上引用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經常性賬戶佔GDP的比重已經達到2.8%，小于3%的國際公認標準，在國際收支和貨物貿易上，中國已經實現了基本平衡。就市場而言，人民幣無本金遠期交割擺脫人民幣單邊上升趨勢，有升有降；中國國內調整結構、建立基本社會保障體制、出口預期下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使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浮出水面，絕不像某些模型所計算的，可以大幅上升，而是會在一定的臨界點上止步不前，人民幣繼續上升到“5時代”，基本是個極限。

　　第三，房地産遠未調控到位。房地産市場是個與貨幣金融、地方財政、基礎行業互相捆綁的行業，遠未鬆綁，因此，房地産調控是個長期的軟著陸過程。

　　此次調控略有成效是明確的預期與抑制投資性需求相結合的成果。房價合理是投入與合理利潤匹配，是房價與收入匹配，這是實體經濟的經典術語，也就是説，未來房地産不再是投資者主導的市場，而是城鎮化進程中剛性需求為主的市場，除非出現失控情況，暴利不再成為選項。這是房地産調控以來的主導思想，股市地産板塊的大起大落，證明很多人對房地産調控抱有不切實際的放鬆幻想，甚至願意以長期泡沫、失控為代價換取眼前的短暫收入。

　　希望房地産失速下滑，讓鋼鐵、水泥等企業全部都去養豬、承攬市政工程，同樣也是一廂情願，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扼殺剛性需求，同樣是瘋狂的想法。

　　第四，支持民間金融，納入渠道內有序發展。溫家寶總理、王岐山副總理等最近作了一系列的表述，發展民間金融、讓民間資金回到監管視野之內的目標十分清楚。對吳英案等實事求是，吳英案背後的所有鏈條，在目前民間資金處置過程中的暴利現象，絕不應該被忽視，

　　第五，以填平收入差距為抓手，建立民生保障機制，與高效公平的分配機制。溫家寶總理所説的五件難事，件件都與民生有關。提升民生刻不容緩，但提振的過程如此艱難，中國解決了民生問題、分配問題，也就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

　　調整經濟上的技術手段，是延續中國百年現代之路。經濟與社會、政治密不可分，當我們在經濟上、在市場上看到公平的民事賠償機制，看到市場民主的精髓，才有理由對未來抱持堅定的信心。深刻的反省，冷靜的頭腦、堅定的信心與務實的舉措，是遠離“戊戌變法”悲劇結局，卻能秉持維新精神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