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被冷落有沒有？從政協委員建言到對口部門答覆，各有各的苦衷

　　王健林的200多萬元有沒有打水漂？

　　昨天上午，全國兩會會場，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工商聯聯組討論會上訴起了苦，起因是一份讓他“很不滿意”的提案回復。

　　去年全國兩會，王健林提交了一份呼籲降低奢侈品進口稅的提案，並稱出資200多萬元聘請尼爾森公司做了境外奢侈品消費的數據調查。

　　説起財政部的復文，王健林直言“他們是在糊弄我”。

　　自感提案遭遇冷落的政協委員不獨是王健林，而這個建言鏈條另一端的職能部門也有自己的苦衷。提案工作的基本程序為：提出—交辦—承辦—答覆，承辦和答覆的往往是包括國家部委在內的黨政各級部門。

　　來自國家某部委的一名官員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如果提案涉及正在研究和推進的工作，答覆起來就會比較容易；“一些還不在我們業務調整範疇的提案，我們就只能做一個回應性的答覆。”

　　滿意不滿意

　　王健林這份呼籲降低奢侈品關稅的提案建議，由商務部&&，組織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等儘快出臺降低奢侈品進口稅的政策，把中國人的境外奢侈品消費留在國內，擴內需促消費，加快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

　　2012年兩會前夕，王健林在萬達官方網站撰文談及政協委員履職感想時透露，那份關稅提案得到了某部委領導的呼應贊同，“遺憾的是，這個建議未能落實”。

　　王健林在昨天的討論會上稱，復文在感謝他對財稅工作的關心之後表示，“關稅並不構成奢飾品價高的原因，經過測算，平均只佔2%左右”。

　　“他們是在糊弄我。”王健林如此形容看完復文後的心情，“我是很認真地準備這份提案，若是奢侈品進口稅能夠降低，把中國人海外購物的這部分需求引回國內，對於擴大消費、增加就業都是有益的。”

　　每一份提案復文下發的同時還附有政協委員對處理意見的反饋，分為“相當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王健林説，自己毫不猶豫地選了“很不滿意”。

　　王健林認為，既然奢侈品關稅只佔2%，那為什麼消費者從海外購買商品，被海關發現後要徵收20%的稅？

　　他到底有沒有被糊弄？

　　關於2%，財政部回復的確切意思是關稅對於奢侈品價格的“貢獻”一般只是2%，而非關稅稅率本身只有2%。

　　在場的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總裁王新奎表示，關稅在奢侈品價格中佔比確實不高，奢侈品入關之後的增值稅和特種消費稅所佔比重更大。

　　此前，財政部關稅司負責撰寫的回復認為，奢侈品進口關稅的稅率與國際相比處於中等偏下水平，進口關稅在高檔消費品零售價格中所佔比例很低，調整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消費稅對高檔消費品的價格影響較小。

　　財政部方面表示，國際著名品牌在中國的定價相對較高，其中有多方面原因，除了稅收體制的差異，還包括營銷方式、市場環節和匯率等多方面的原因。

　　萬達知情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對一些關於有關上述提案的傳言進行了澄清，並稱不存在財政部駁回一説。

　　關於奢侈品下調關稅的呼聲由來已久，從去年有關方面的表態來看，“靴子”落地似乎近在眼前，事實證明，這一政策禮包何時派發仍待相關部委之間協調。

　　但從政策路徑上説，擴進口是各方共識。2012年起，我國對730多種商品實施較低的進口暫定稅率，平均稅率為4.4%，比最惠國稅率低50%以上，特殊配方嬰幼兒奶粉、嬰兒食品、護膚品、燙髮劑等商品列入其中。

　　交鋒

　　建言與回復、質量與誠意，如此交鋒在近年來的兩會上成為熱門話題。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蔡繼明告訴本報記者，自己關於農村土地的提案已經連續提了三四年，沒有一個回復讓他滿意，復文中經常出現的話是“正在研究”、“目前法律法規沒有大的突破”、“希望你繼續關注”等。

　　“我大部分時候都會選擇不滿意。”蔡繼明表示。

　　在經濟35組的分組討論會上，一名委員建議為提案工作的流程進行立法。

　　他們不想看到“兩頭兒都在浪費時間和精力”。

　　現場辦公有時效果更好。在昨天上午文藝界別委員的聯組討論會上，王興東委員“霸佔”了發言時間。

　　“我們連續提了四年提案，沒有人找我們去談，沒有人找我們去商量，拿個藉口對付我們就完事了。所以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我今天正式批評廣電總局、中國文聯，在我們提出四次提案後，都沒有同我們當面交流，當面回答。”王興東説。

　　發言結束後，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表示：“興東委員的批評，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接受。”

　　“今年要改進我們的工作，對各位委員提的提案，我們要直接同大家交換、交流意見，使大家能對結果滿意。”田進説。

　　本報記者了解到，每年3月下旬，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都會召開一次提案交辦會，集中把五六千份提案交給100多個承辦單位進行辦理。

　　這屬於提案的交辦環節，在這之前，提案審查委員會、提案委員會先要對收到的提案進行審查，審查通過的予以立案。

　　交辦之後是承辦，即根據提案的內容和有關單位的職責分工確定承辦單位，包括部委在內的承辦單位接到提案之後，還要對他們收到的提案再進行分辦，根據他們的業務來決定屬於哪個司局分管。

　　王健林的履職榮譽室裏並非沒有獎盃。2011年全國兩會，王健林提交的《關於緊縮政策下更要保護中小企業金融需要的提案》被列為重點提案。

　　當時的反饋是，這份提案將交由銀監會會同央行、工信部研究辦理。

　　王健林的建言核心是改善中、小、微型企業的融資環境，並呼籲儘快出台中、小、微型企業界定標準。

　　事實上，這也是彼時貨幣政策回歸穩健之後眾多中小企業的共同呼聲。

　　當年7月，《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出爐，首次在中小企業劃型中增加微型企業一類，10月，國務院提出包括信貸支持和稅收優惠等在內的9項措施扶持小微型企業發展。

　　傷腦筋的回復

　　政協提案委對於提案的回復時間有嚴格要求，除非特別複雜的情況，大會期間的提案要在8月底之前辦理完畢，兩會之後平時上交的提案則要求3個月內處理完畢。

　　據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提案組副組長劉曉冰介紹，經濟類的提案佔到提案總數的50%左右，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年年都是辦理提案的大戶。

　　“兩會結束一週後，很多委員的提案基本上就能下發到分管的政府部門。”上述某部委的官員告訴本報記者。

　　據他回憶裏，光他們一個業務處室，最多的一年分配到屬於其工作範圍的提案就有20多個。

　　他認為，很多提案在深度和可操作性方面確實給他們的工作有很多的幫助和借鑒價值，不過，也有一些提案借鑒性比較差。

　　“其中會有些提案，只是從某一小範圍的利益考慮。”上述人士説。

　　曾經在國家稅務總局擔任副局長的許善達，目前的身份是全國政協經濟組委員，前天他還參加了一場關於提高提案工作的質量分組討論。

　　“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問題，一方面，一些委員提案的質量確實不太高，寫提案的過程缺乏專家的討論。”許善達説，“比如，文藝界的政協委員也能寫稅收方面的提案，但真要拿出一個好的建議絕對不是説（依靠）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去寫。”

　　“我在稅務局的時候也管理過處理提案的相關工作，處理的過程也是很傷腦筋的。”他説，要是提案正好涉及自己所在的領域，答覆也很順利，“如果是我們還沒有想到要幹的，那我們的回復就是再研究研究吧。”攝影記者/王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