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牧

　　“要把民生問題解決得更好。物價、房價、收入分配等都是群眾最關心的。”溫家寶總理最近説。

　　這三件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事一直是社會的焦點，卻也是改善民生過程中的棘手問題。總理之所以要“解決得更好”，也許可以理解為過去沒有解決好。在去年兩會前，有媒體做過網絡調查顯示，民眾關注的焦點就集中于物價、房價和收入分配上，其中尤以物價關注度最高。一年過去了，儘管在穩定物價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面力度不小，但成效不盡如人意。

　　2011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5.4%，遠超政府年初4%的目標。而前不久發佈的今年1月份的CPI同比上漲4.5%的水平，也不能令人滿意。更何況，這是在CPI編制的新權重方案中，居住類、醫療保健類、娛樂教育文化類價格權重上升、食品類權重下降的情況下取得的數據。

　　至於收入分配方面，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8.4%和11.4%。如果與當年GDP9.2%的數字比較還勉強説得過去的話，與財政收入之比就該是差強人意了———2011年中央本級收入增長20.8%；地方本級收入增長29.1%。

　　值得作為成績一表的，當屬房地産調控。應該説房價快速增長的勢頭被徹底遏制，基本實現調控目標。儘管值得欣慰，但房價與百姓的期望值還有一定距離。至於保障性住房建設還在推進之中，效果有待顯現。

　　那麼今後應該對三個問題有什麼樣的期待呢？

　　物價，一向以來都是最容易擾動百姓的敏感話題。如果將通貨膨脹看成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話，目前CPI的水平有賴於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點可以從最近公佈的1月末M2低於市場預期看出端倪。但在“穩增長”的基調下，這樣的低水平不會持久。剛剛公佈的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便預計今年M2預期增長14%左右，可以預期今後一段時間的回升是趨勢。同時，國際上“量化寬鬆”的此起彼伏、石油價格的節節攀升甚至於中東局勢的進一步緊張等等，無不以“輸入型通脹”影響著國內通脹預期。而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並存”的複雜環境下，平衡增長與通脹的關係確實是一門藝術。

　　當然，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今天，要求物價總水平像房價一樣滯漲甚至回落是不現實的。最近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做客新華網時説，“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物價一定程度的上漲。現在的問題不是物價漲不漲，經濟增長往往伴隨一定的物價上漲。問題是首先物價上漲的幅度要控制在居民能夠承受的範圍內，就是居民的收入增長要超過物價的上漲幅度。”

　　但如果僅僅以收入超過物價上漲作為追求的目標未免太低，從中卻也能體會到于政府層面而言，穩定物價的艱難。

　　再看看房價。作為物價中的一個特殊現象，房價當前的表象一般被認為是前期過於膨脹的適度回歸。房地産調控成效顯現至少在抑制房價方面已是不爭的事實，一位房地産業朋友透露，如果説上年開發商的報表還看得過去甚至有些還表現“出色”的話，今年上半年最遲到年底，報表會是很難看，當然必須是在政策環境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

　　説到政策，從來不乏地方政府與中央的博弈。遠的不説，安徽就一度傳出蕪湖市政府公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住房保障改善居民住房條件的若干意見》，部分符合條件的購房者可獲得財政部門的補助或補貼。儘管這是中部三線城市的小小舉措，也被業界解讀為政策鬆動的信號，可惜，只鬆綁三天，當地政府便又收回成命。近來這種“緊”與“松”的爭論不斷，所以，溫總理説“政府調控也不能松”應是有所指的。所幸的是，“緊”仍佔上風，給那些住房“剛需”們更多希望。當然房價到什麼程度才是合理回歸，需要耐心和想象力。

　　至於各地商品房成交量的萎縮、價格升幅的收窄甚至下降等等，無不昭示房地産“嚴冬”的到來。但這並非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它還沒有解決住有所居的問題。溫家寶曾強調，“房地産的需求從長期講是剛性的。當然，將來住房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不一定人人都擁有自己的房，但人人都要有住處。可以買房，也可以租房，但租房的價格也要合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建設兩者不可偏廢。從長期看，保障房應該以公租為主，主要解決低收入群體的需求。”

　　而保障性住房建設卻面臨諸多困難，並非是簡單的蓋房子。因為包括規劃、工程質量、配和運營管理、建設資金籌措和徵地拆遷、頂層設計、法規建設等，凡此種種遠比建安工程複雜得多。于政府而言需要更好的政策和效率，於民眾而言需要更多的耐心。

　　最後説説收入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問題的關鍵是要體現公平。相對前面兩個問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不僅關係到各方直接利益的分配，更有“國家利益”與百姓福祉的比例分割。

　　我國的居民收入方面，增長速度長期落後於GDP的狀況一直沒有根本改變，職工工資總額佔GDP比重過低。通脹對財富的吞噬、財産性收入的實質性縮水，更使普通百姓對加快收入增長速度給予莫大期待。

　　另一方面，分配不合理和貧富差距拉大的事實有目共睹。行業收入差距擴大，像壟斷行業———金融、石油、電信等與一般製造業間的差距過大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在增加收入同時，儘量縮小不同行業間過大的收入差距，更進一步的則是要限制國有壟斷企業管理層的工資，同樣要縮小管理層與一般職工的收入差距。實現理想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收入分配結構。

　　收入分配的關注點還不應僅僅在於可支配收入的多寡上，還要關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財政收入每年的超預期增長，應該使政府至少應當更關注于這兩點：加大減稅力度與增加民生投入。減稅是讓利於民，投入是改善民生。與此同時，各類人群無論是城鄉居民間還是産業工人與公務員間、地方之間的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公平待遇至關重要，這方面政府行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據稱，今年上半年集中發佈有關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方案會陸續出臺。雖然值得期待，但是在沒有更多約束機制下，民眾難免會有這樣的質疑———那些同時又是利益相關者的政策制定人，在以裁判員與運動員雙重身份參與遊戲時，能多大程度做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