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外匯儲備量可以保證有一定的抗禦風險的能力，但如果過多的外匯儲備放在這裡不動，實際上是國民福利的一種損失。因為你這個錢沒有花，借給別人花了。雖然也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買金融資産，但金融市場收益是很有限的。

　　我先説説外匯儲備的歷史。在1978年至1989年11年間，我們整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年均才39億美元，很窮。在1994年第一次匯率改革的時候，我們急需外匯，那個時候外匯是一個很大的戰略需求。那為什麼現在又很苦惱了呢？主要原因是，鉅額外匯儲備給央行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社會上的錢是從哪來的？是中國人民銀行發出來的。在2003年前，主要是人民銀行通過給四大國有銀行再貸款，四大銀行拿到央行貸款後給企業貸款，企業拿到錢後或者轉賬購買原材料，或者提取現金髮工資，發工資後工人又去買商品。全社會資金就這麼在循環。2003年以後這八九年來，人民銀行幾乎沒有再給四大商業銀行貸款，那社會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基本上都是人民銀行通過買進外匯的形式，投放了人民幣。

　　2003年以後如果按照買多少外匯就投放多少貨幣這個速度，人民銀行不進行“對衝”的話，今天中國的房價、物價，不知道要漲到哪去。人民銀行看到買外匯投放的人民幣太多了，為了穩定國內物價，就想辦法把人民幣再收回來，把商業銀行的存款再吸收進來，比如像人民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債券、發票據等等，這就是“對衝”。人民銀行對買入外匯投放出去的人民幣， 85%左右基本上都對沖掉了，就是大多數出去的貨幣又回來了。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到2008年底至2009年這一兩年內，人民銀行“對衝”的幅度減少了，由原來的85%降到了70%左右，這樣一來，市場上的貨幣就多了，然後就出現房價上漲、物價壓力增大的現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外匯儲備這樣一種增長狀況，對人民銀行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執行穩定的物價政策，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和挑戰。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增長方式，必須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擴大消費。

　　另外，央行損益這個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為，一方面央行付出一點幾的利率，另一方面，拿著外匯去賺錢，這個錢也不好賺，對央行也是一個壓力。當然，央行更多考慮的是整個宏觀經濟的調控問題。我個人認為，作為中央銀行來説，它的目標首先要考慮國家的經濟穩定發展，追求幾個大的宏觀目標。物價問題、國際收支問題、經濟穩定增長問題和就業問題，這是它要考慮的大問題。

　　對於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3萬億美元，我提出了一個“空前絕後”的概念。我講的“空前絕後”不是講某個時點上的3萬億美元，而是從比較長的歷史階段看，這種現象是“空前絕後”的。因為即使在固定匯率時期，世界上也沒有這麼多外匯儲備。2008年美國危機爆發，暴露出了這麼多矛盾。現在“金磚四國”也好，IMF、世界銀行也好，都在想辦法，治理中看到了危機的深層原因，是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問題，要加強監管、減少杠桿。我相信經過幾年的整頓，全球的外匯儲備不會像這個時期這麼多。現在中國在進行結構調整，美國也在進行結構調整，所以全球失衡會慢慢趨於平衡。從這個趨勢來看，我説現在是“空前絕後”的。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空前絕後”的歷史時期，我們有這麼多外匯，在保流動性、保償還能力和保匯率干預能力之後，還用不完，怎麼辦？就要抓緊時間花在其他方面。

　　所以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麼去花掉它，怎麼好好地去利用它。我看了教科書，講了三點原則，就是安全、流動、保值，以及“戰略性利益”的原則。我的意見是，既然政府可以在市場上發債，籌集人民幣到人民銀行買外匯，那麼企業包括民營企業，發人民幣債券籌集人民幣，到中央銀行買外匯為什麼不可以呢？用人民幣買外匯，中央銀行收回人民幣，負債減少，外匯資産也減少。同時，企業籌集外匯出去投資，去收購企業，去買重大的技術設備，不是挺好的嘛。所以我説要加快步伐，加快讓企業利用外匯，或者“藏匯於民”。

　　什麼叫“藏匯於民”？這個“民”是什麼概念，應該包括自然人、老百姓。我相信再過一個階段，老百姓可以買外匯，去炒國外的股票、債券，我相信這個日子會到，但不是現在。現在老百姓可通過機構投資者QDII來投資。至於企業出去收購啊，出去兼併啊，出去參股啊，出去買礦啊，都應該大力鼓勵。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政府決策部門動作太慢。原來因為國家外匯短缺，中國投資者投資意識、風險意識差，政府採取“保姆”式的管理是必要的。慢慢地，政府就不要採取“保姆”式的管理了。這個錢是他自己的錢，他不是拿自己的人民幣買外匯了嗎？就應該讓他為自己的投資行為負責。國家3萬多億外匯儲備，應該儘快按照市場原則放開，讓企業用人民幣換匯，出去投資。

　　什麼叫“戰略性利益”？我認為，有利於解決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增長的缺口問題、瓶頸問題的因素，都是“戰略性利益”。簡單地講，如果中國真到了小康水平，人均收入從現在的4000美金到了8000美金，甚或到了10000美金，我們需要消耗多少資源？缺少的這些資源，現在都可以用外匯去買。可以用外匯成立各種基金，包括和美國的、日本的、中國台灣地區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的人合作，尋找各種投資方式。既然中投公司説他在海外是商業行為，人家不相信，那他乾脆完全按照市場行為，在香港成立投資基金，你美國商人也可以參股，咱們一塊出去投資，一塊去收購，不是也可以嗎？這裡，戰略性利益説的是資源。戰略性利益還包括中國經濟在結構調整中所缺少的一些重大技術和先進的設備儀器，包括用於治水、治沙漠什麼的，很多東西需要進口。

　　戰略性利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用來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善。我們看到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問題，需要改革。現在都認識到了，“金磚五國”的“三亞宣言”都提出來了。但是同時也要認識到，改革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是三年五年能改好的，它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既然問題那麼難解決，又長期存在，怎麼辦？我認為我們外匯儲備多，應該用好這筆錢，重視“另外一條戰線”上的金融事務，包括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善和重建，包括利用好外匯儲備積極參與亞洲金融合作，這應該被納入到中國金融發展的全過程來思考。亞洲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到2020年全球GDP的一半可能都由亞洲地區産生。而亞洲地區也是儲蓄率最高的地區之一，亞洲國家加總的外匯儲備是世界上最多的，佔到了全球的60%到70%。我的意思是，應該讓亞洲融資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儘快發展起來，盡可能用亞洲的“美元”支持亞洲經濟的發展。比方説老撾、柬埔寨、越南這些國家經濟不發達，外匯很緊缺，但經濟建設又需要外匯，就可以鼓勵它們到亞洲市場來發美元債券進行融資，但對這個市場我們不要主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要有長遠眼光，要以積極的姿態，求大同存小異，亞洲市場以誰為主無所謂，大家先共同把這個平臺搭起來。當然，以後也可以在這個市場上發人民幣債。比如説有些國家需要進口我們的東西，它缺人民幣，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市場上發人民幣債券融資。到一定的時候，我們國內的自然人、企業，也慢慢可以投資這個市場上的人民幣債券，市場就逐漸發展起來了。記得1998年我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時候，就在研究亞洲債券市場，但一直沒搞起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合作，中國姿態一定要高，眼光要長遠，因為最終還是為了整個亞洲的經濟發展。

　　（文章摘自夏斌新著《十問中國金融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