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00部新片，但很多長得都一樣，繁多掩蓋不住單調；熱錢涌動，但大都只願意重復那些已被證明的市場成功，豐裕也挽救不了貧乏，這到底算不算中國電影的好時代？

　　“現在應該算是個好時候，錢涌進來了，新人也冒出來了，大家都有機會(拍電影)了。”在北京麗都飯店附近的雕刻時光咖啡館裏，電影導演楊樹鵬吐出一口煙，説話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他的第三部電影正處於最終剪輯階段，連續熬夜工作讓他眼圈發青，只能不斷地靠抽煙來提神。再次吐出一團煙霧後，楊樹鵬又修正了自己的説法：“至少大家能看到機會了。”

　　北京東三環、四環之間影視公司和影視圈裏的人扎堆，這家名字取自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書名的咖啡館也成為了圈裏人常約會見面的地方。剛落座，楊樹鵬就發現了一個電影頻道的老朋友。店裏坐著的每個人似乎都跟電影有點關係，男性打扮得像藝術家，女性則不少擁有超常規的美貌，中文、英語和廣東話夾雜的低聲細語間，“新項目”、“好案子”、“卡司”、“Fund”這樣的詞在瀰漫的煙霧中飄來蕩去。

　　楊樹鵬所説的好時候，比照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這一段國産電影業的低潮期。原本屬於國家文化事業的電影從行政體制中脫離，但還沒完成市場化轉型，大量DVD和錄像帶等音像製品衝擊國內電影市場，國內年票房收入一路跌落到10億元以下，大部分還來自跟國外分賬的10部進口大片—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就達到了32億元人民幣。沒觀眾自然也就沒有投資，行業一潭死水，電影人只能改行拍電視劇、拍廣告、拍MTV，拍所有能掙錢的東西。

　　那時的楊樹鵬還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説》節目擔任編導。2002年之後，楊樹鵬成為崔永元策劃的紀錄片《電影傳奇》的總導演，這個節目讓人們回想起國産電影的黃金年代，那時電影是中國普通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糧，一部電影能影響一代人。也正是以這一年年底公映的國産大片《英雄》為開端，國産電影市場開始了復蘇，隨後的八九年間，中國電影票房幾乎以年均增長超過30%的速率快速增長，直至2011年中國電影市場創紀錄地實現了超130億元人民幣的年票房總收入。曾經看起來遙不可及的單片億元票房，現在每年都有十幾部電影可以輕鬆跨越。

　　不過，這個好時候的成色還是不夠足。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130億仍舊只是個差強人意的數字。兩個可以用來橫向對比的産業數據是，中國動漫遊戲行業在2011年的産值超過了1100億，而中國洗浴行業2011年的總收入則超過1500億；縱向比較的話，雖然票房收入屢創新高，但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觀影人次還遠遠沒有恢復到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水準，1979年中國創紀錄的293億總觀影人次仍是2011年10億左右總觀影人次的數十倍。

　　雖然市場增長帶來了熱錢，但這些錢能不能呆在行業裏還是個問題。製片人萬軍描繪行業現狀是“85%的電影項目都賠錢，至少不盈利，剩下15%的盈利項目則被外界大大放大”，一個眾所皆知的現象是，除了投資人，大家都掙到了錢，可是投資人沒掙到錢的話，誰又能保證錢會一直源源不斷呢？熱錢往往也是缺乏耐心的，背後的金主很多只是被一時的玩性所驅動，等這個産業的光環在他們眼中消散就會掉頭走開。而一旦資本大規模撤出，熱錢沖刷過的産業會比以前更加乾涸，這一幕已經在很多國家的電影業發生過。

　　無論如何，這個好時候還是讓楊樹鵬在“第一部電影悄無聲息、第二部電影死水微瀾”的遭遇下仍然得到了拍攝新片的機會。這部今年即將上映的抗戰題材電影目前還只有一個英文名“An Inaccurate Memoir”(《不準確的備忘錄》)，它的中文名《匹夫》則正在等待電影局的審核。總局領導也説不出這名字具體有什麼問題，就是“覺得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