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模式”又成為各界討論的熱門話題。應該説，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我們對中國改革開放33年的歷史進行回顧和總結，併為未來的改革尋找新的共識和突破口，這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對於“中國模式”，學界支持和反對的力量一直都很強大，長期以來，雙方均難以説服對方。這種“思想僵局”持續的關鍵是雙方都沒有找對切入點，即：不是以政府和企業的作用作為切入點，而只是簡單地拷貝“華盛頓共識”或者加以否定的邏輯，這種非此即彼的思路只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筆者一直認為，考察“中國模式”的最佳切入點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元素——公司在中國經濟社會中的興衰變遷。中國改革開放33年的歷史，事實上就是一部公司不斷獲得生存空間，與政府爭奪權力邊界，在市場經濟的廢墟上爆發力量和驚人生命力的歷史。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社會組織的地位而言，並沒有獨立的企業，國有企業作為政府政策的附庸而存在，是政府的另一種存在形式，它們承擔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功能。從中國改革的路徑看，農村改革以承包製作為切入點，解決吃飯問題，而城市改革將國有企業作為切入點，解決一個社會的活力和經濟的主導權問題，而城市改革的主體無疑是企業角色在社會中的轉型。

　　站在中國改革的視角，擴大國企的自主權，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無疑是在強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個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經濟體，它代替了政府的全能職能，而這個路徑，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基本共識之一。

　　在兩個世紀之前，美國費城的制憲代表們已經意識到，最初由私人企業組成的經濟體系，對國家的強大和民主的政治體制的保護是一種必要的先決條件。美國歷史學家阿瑟斯萊辛格也認為，沒有私人財産，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擁有大量強大的私人部門的國家，一般都趨向於向國民提供更大範圍的經濟和個人自由。事實證明，正是由於國家的讓利，才使得民營企業擺脫了發展的桎梏，創造了人類經濟轉型史上的奇跡。

　　從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看，儘管2003年以來“國進民退”的趨勢明顯，但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非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高達60%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繁榮的最主要力量。

　　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方，政府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干預可謂無處不在，沒有市場的社會和沒有政府的社會都是不可想象的。

　　倡導“中國模式”者特別強調這一點，認為中國政府的強大和集權是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內耗，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實，這樣的邏輯根本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壟斷一切，國有企業成為壟斷經濟的所有方面，但它們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繁榮，政治和經濟上的極“左”使得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穩定與政府的強大是兩個概念。

　　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而言，國有部門佔有了絕大多數的政策和金融資源，但就國有企業的效率而言，一直面臨不能充分利用資源的悖論。2003年之前，國有企業在微觀領域虧損纍纍，依靠財政的鉅額補助才能生存，成為財富的黑洞；2003年之後，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財政救助政策，國有企業告別了微觀領域的虧損，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利潤高達近2萬億元。但如果分析國企利潤的來源，我們就會發現，國企的大部分利潤要麼是靠資源，要麼是靠壟斷。2010年中央企業的利潤70%是靠前10家壟斷企業貢獻的，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和壟斷地位，國有企業在微觀上仍然是虧損和不賺錢的。

　　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從經濟總體而言，這反而造成了整個社會財富的縮水。因為，佔有不到30%資源的民營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而佔有70%以上資源的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只有30%不到，其2萬億元的利潤，真正上交財政的也只有可憐的400多億元。假定這二者佔有資源的比例互換，可以想象，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提升會有多大。

　　基於此，筆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財富積累的歷史，既不是什麼政府集權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所帶來的繁榮，也不是什麼“新國企”帶來的，而是民間投資不斷壯大和國家在經濟方面功能逐漸收縮所帶來的。

　　對於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的過度強大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炫耀的比較優勢，各種腐敗和尋租，無不和政府佔有過多的經濟和政策資源息息相關。

　　今天，當我們討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30多年財富創造的原因時，切不可將政府之強大視為“中國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將其視為中國財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側重點。

　　我們應該充分相信，中國的繁榮來自私人公司的強大，來自對政府權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