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對於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而言是碩果纍纍的一年，繼2010年7月大公一次性發佈50個典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全球熱議之後，這家異軍突起的中國評級機構在2011年再度做出了精準的判斷：2011年8月3日，大公宣佈將美國的本、外幣國家信用等級從A+下調至A，展望為負面，此舉比標準普爾公司調低美國信用評級還要早兩天。

　　自2010年7月大公發佈初評結果至今，西方三家評級機構已經在對多個國家的級別或展望調整中出現了向大公所給級別跟進的現象(表1)。“大公的獨立性和影響力已經得到世界的高度認可，現在很多國外評級機構也在研究我們的技術方法。”2011年12月20日，剛剛成為央視“經濟年度人物”候選人的關建中接受了《環球財經》雜誌的專訪，“雖然目前國際評級體系依然是西方佔主導，但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大公的出現，西方評級機構也在進行一些調整。”

　　然而，在關建中看來，僅僅對西方主導的評級體系進行微調還遠遠不夠，要使世界經濟走出危機的陰霾，必須以構建新型全球信用體系為根本，以重構國際評級體系為前提。“作為全球最大債權國之一的中國擁有國際評級話語權，對整個世界經濟是有好處的。”關建中表示，在這個全球信用體系面臨重構的關鍵時刻，發出來自中國的聲音，正是大公所承載的歷史使命。

　　金融危機本質上是

　　對信用關係的調整

　　“在當前的國際債權債務體系中，凈債務國為77個，凈債權國為22個。2007年全球外債總量是62.5萬億，排在前15位的債務國所欠外債佔了90%以上，它們都是發達國家，其中12個是被西方評級機構評為3A級的國家，其中有7個國家已經深陷債務危機。”關建中對《環球財經》表示，本次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國際信用關係的調整過程。而信用關係之所以需要調整，是因為西方債務國長期控制國際評級的話語權，顛倒了債權債務關係的基本原理。“當債務人擁有評級話語權，他們所考慮的當然是如何借到更多的錢，而非實際的償債能力。”尤其是三大評級機構，其背後的實際控制人與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的實際控制人源出一脈，這不僅導致了對評級機構本身的公正性與真實性的質疑，更深化了“下調評級-投機資本做空”這一利益鏈條，從而放大了國家信用風險。

　　關建中認為，當前全球信用體系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為世界統一貨幣階段，即從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1973年這一體系崩潰共29年時間，美元與黃金直接挂鉤，限制了信用脫離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過度擴張，因此信用關係最為穩定，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違約事件；第二為國家創造信用需求階段，此時佈雷頓森林體系雖不復存，但國家創造信用仍以現實財富為基礎，信用體系也是穩定的，不會發生系統性的債務危機；第三為市場創造信用需求階段，由市場依據經濟體未來可能創造的價值，設計一系列融資工具來創造信用，這意味著現代國際信用體系正式形成；第四為虛擬信用需求階段，此時的信用創造不但沒有現實財富作為基礎，甚至沒有未來創造財富的能力為支持，西方發達國家開始鼓勵缺乏實際償付能力的低收入群體借債和對已形成的借貸關係進行反復開發，創新信用衍生産品，人為設計信用需求。

　　“這些做法發展到現在，發達國家政府可用的信用資源已經非常少了，但仍可以有恃無恐地通過繼續創造信用來解決危機，其背後的支持力量，一是全球儲備貨幣的發行權，二是國際評級話語權。”關建中告訴《環球財經》，“人們常説擔心世界經濟二次探底，我卻認為世界經濟還沒有到底，長期不真實的評級信息導致目前的國際債權債務關係是泡沫化的、不真實的，只有發達債務經濟體的經濟進入衰退期，其信用評級向真實的經濟發展狀況回歸，世界經濟才算真的到底。”

　　走出金融危機的關鍵

　　在於評級體系的變革

　　對金融危機與信用評級內在關係的認識，使得改革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呼籲不再只是一句響亮的口號。在大公國際的網站上，清晰記錄了包括前歐盟主席普羅迪、法國金融監管委員會主席朱葉、菲律賓央行副行長迪瓦貢古多等來自歐洲、南美、亞太各國的政要、機構和企業領袖對大公的造訪。“我對一些外國大使和許多政商人士談起大公改革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構想，他們都很認可。”關建中笑言，“在這個意義上，大公在國外被接受的程度遠比在國內高得多。”2011年2月，他在吉隆坡提出構建新型國際評級機構的倡議，目前已經得到以“金磚國家”評級機構為代表的十幾個機構的積極響應。

　　“我認為當前正是改革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最好時機。因為金融危機和挽救危機的失敗喚起了國際社會的改革意識，而國際評級體系改革的理論準備也已經完成。”關建中向《環球財經》介紹道，他認為新型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模式應由三大部分構成：國際信用評級監管組織、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和國際信用評級標準。其中前兩者應是由各國評級監管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組成的非主權組織，這樣才能改變現有的嚴重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國際信用評級標準，重新建立客觀的評級體系。

　　在其他國家，改革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呼聲同樣日漸高漲。2011年6月，歐洲議會公佈了名為《加強評級機構管理》的全體會議非法律決議，認為目前三大評級機構在歐洲有太大主導權，號召歐委會設立完全獨立的信用評級基金，並制定詳細評價辦法。然而，關建中認為，單純靠歐洲國家的力量，很難建立起真正可與美國評級機構抗衡的新興評級體系。

　　“美國之所以能夠獲得國際評級話語權，具有特定的歷史原因。美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較早，而且在1985年以前，它一直是一個凈債權國，因此才能建立起國際信用評級的話語權。但是1985年之後，美國成為凈債務國，美國人的心理就發生了變化，開始傾向於建立一個扭曲的信用評價體系。”關建中分析道，“而歐洲並不具備這些條件，首先歐洲長期依賴於美國的信用評級，歐債危機爆發之前，歐洲人從沒有認為美國的評級有問題。現在他們提出要建立自己的評級機構，歐洲國家領導人將之視為政治問題，所有的歐盟成員國要投票達成一致，這將使問題變得異常複雜。其次，歐洲現在已經是一個債務經濟體，債務方若想建立起一個讓別人認可的評級體系，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爭取評級話語權不僅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型債權國的義務，更是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需要

　　如果歐洲不具備爭奪國際評級話語權的實力，還有哪個國家更適合呢？“當然是中國！”關建中堅定表示，“中國要在世界經濟復蘇的過程中起到火車頭的作用，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就應該去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在這件事上我們不能羞羞答答，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之一，債權國擁有國際評級話語權，對整個世界是有好處的，因為它要考慮把錢借給誰能創造更多的價值。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債務人擁有評級話語權，立足點只在如何借到更多的錢。”

　　“我認為中國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擁有國際評級話語權，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改變世界經濟失衡、挽救全球信用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關建中認為中國有三方面的優勢：第一，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文化賦予我們獨立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第二，中國人具備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方法；第三，中國具備經濟上的債權國地位。這三條都是中國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時最強大的後盾。

　　長期以來，佔據主導權的三大評級機構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一直採取雙重標準。歐債危機爆發後，三大評級機構不斷調降多個歐洲國家的債務評級，使許多國家的融資成本急劇上升，加劇了危機的蔓延，而對美國國債信用卻“格外開恩”。關建中認為，美國經濟的很多問題比歐洲還要嚴重，之所以産生這種信用評級上的差異，“一是美國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權，二是評級機構對歐洲和美國採取了雙重標準”。

　　“對新興債權國採取雙重標準，也是主流評級機構的一貫做法。例如中國是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之一，獲得的主權信用評級還是只有AA-。這三家機構對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評級，也都是有問題的。這種評級話語權對世界宏觀經濟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要超過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的影響。”關建中表示。

　　如果西方利用評級主導地位影響國際宏觀經濟的情況繼續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將長期面臨這種國際環境，這將給中國國民經濟帶來長期負面影響。因此，爭取評級話語權不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型債權國的義務，更是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需要。關建中提出，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正是我國經濟安全從“被動防守”轉向“主動出擊”的關鍵一環。“目前我國制定了許多政策措施，來應對國際宏觀經濟和信用環境對我們的影響。我認為這些措施是正確的，而且在短期內就能看到成效。但這些畢竟只是應對方案，是被動的，我們應當主動創造一種有利於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外部環境。”

　　民族品牌國際化是大公的使命

　　然而，中國評級機構的實際情況卻並不樂觀。目前我國規模較大的全國性評級機構有大公國際、中誠信、聯合資信、上海新世紀4家。自2006年起，美國評級機構就開始了對中國信用評級機構的全面滲控。那一年穆迪收購中誠信49%的股權並接管經營權，並約定7年後實現絕對控股；2007年，惠譽收購了聯合資信49%的股權並接管經營權；2008年標普也與上海新世紀建立起戰略合作關係。外資幾乎控制了中國三分之二的信用評級市場。目前，完全由中國人掌控的有影響力的信用評級機構，僅存大公一家。

　　事實上，大公同樣曾受到豐厚國外資本的誘惑。1999年，大公與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技術合作協議，打開了中國資信評估開放的大門。此後幾年，兩家公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穆迪也在2002年順勢提出了以3000萬美元收購大公股份的要求，卻遭到大公的拒絕。當被問到當年拒絕穆迪收購的原因時，關建中答道：“大概只是單純地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吧。”

　　“在中國現有評級機構的格局中，誰最有條件履行替債權國爭取國際信用評級話語權的歷史責任？我認為大公至少有三方面的優勢，可以證明我們已經在除三大評級公司之外的那部分國際評級市場居於引領地位。”關建中表示。

　　“首先，我們成功預警了歐美債務危機，引領了一場評級技術革命；第二，我們在評級思想理論上的創新，率先提出危機就是信用關係的調整過程，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危機的思想武器；第三，大公凝聚了各國的新興評級力量，正在推動國際評級體系改革。”

　　關建中告訴《環球財經》，大公的發展戰略正是要實現民族品牌的國際化，站在中國是世界最大債權國之一的角度，捍衛中國的債權資産安全。“希望外界不要認為大公是一家民營企業，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企業行為。事實上，大公的發展目標和我國的國家戰略是高度一致的。同時，大公對債權國利益的捍衛，與世界各國早日走出信用危機的共同目標也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我們也希望，作為最大的債權國之一，我們中國的機構和企業能夠率先認可和使用大公的評級結果。”關建中誠懇地説，“這將有利於大公走向世界，履行我們所承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