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低福利、低消費”困局

　　——中國改革國際論壇綜述

　　■殷仲義 何冬妮 劉鐵奇

　　日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合作，在海口聯合舉辦以 “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破題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為主題的第73次中國改革國際論壇。完善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基礎的再分配製度安排是本次論壇的熱點議題之一。

　　一、“債務危機”並非“高福利”的必然後果，“高福利”並不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

　　有人認為，高福利制度制約了歐洲的經濟發展，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還有些企業家斷言，由於主權債務危機，歐洲高福利時代行將結束，接下來，全球都將告別高福利時代。他們疾呼，“在歐洲，過度的福利制度讓社會慢慢變成一個養懶人的社會。我不希望這種風氣‘傳染’給中國。”更有經濟學家建言，中國不要引入歐元區的福利社會模式，要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上高度警惕和反思。

　　1.國際金融危機才是歐債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高福利並不必然導致債務危機。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歐洲債務危機雖然暴露出一些國家寅吃卯糧、無力負擔高福利的弊端，但國際金融危機是歐債危機的直接原因。這場危機導致全球經濟增長急劇下滑。雖然財政收入已大幅降低，但為拯救經濟，各國還是實施了超常的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財政支出飆升，政府赤字大增。於是危機尚未度過，債務問題又浮出水面。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認為，歐債危機並不表明歐洲掉入了“高福利”陷阱，這是一次勞動生産率危機和增長危機，因為南歐的勞動生産率增長和經濟增長遠低於歐元區其他高福利國家。南歐成為主權債務危機的“重災區”，主要原因是經濟結構轉變滯後，內生增長動力不強，經濟增長率相對較低，導致財政收入入不敷出。部分歐洲國家削減高福利，是獲取國際援助的權宜之計，並非對症下藥的治本之策。只有提升勞動生産率，才是恢復經濟增長的根本出路。

　　挪威卑爾根大學與德國柏林治理學院教授斯特恩庫恩勒提出，北歐各國社會福利很高，但增長最成功，表明北歐全面福利制度與經濟增長相輔相成。北歐國家的經驗表明，以高稅收為基礎的高福利，提供普遍的社會保障，民眾預防性儲蓄減少，消費傾向很高，形成了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

　　在歐洲，北歐稅收佔GDP比重最高，平均達到45%左右，但收入也最平等，相對貧困最少，就業率非常高，“高福利”、“高消費”是經濟社會的基本特徵，但並沒有産生危機，在2007年—2009年期間，挪威家庭戶均消費平均達到每年395,100挪威克朗，每年社會福利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超過85%，但年均GDP增長高達 5.9%，失業率長期保持在3%—4%之間。

　　2.高福利並不必然阻礙經濟發展，也並不必然削弱國家競爭力。

　　有學者指出，福利國家制度阻礙經濟增長，使財政負擔過於沉重，導致財政危機，但實踐並不支持這種觀點。瑞典、丹麥和芬蘭的社會福利水平最高，公共福利開支(這裡僅包括社會保障、醫療和就業服務支出)分別佔到國民凈收入的33.6%31.5%和30.5%；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屬於中等社會福利水平國家，公共福利開支分別佔國民凈收入的28.2%、25.5%和23.6%。但是，瑞典、丹麥和芬蘭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排名分別為第13、第5和第12，而葡萄牙、希臘和西班牙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排名是第32、第23和第26；瑞典、丹麥和芬蘭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為第2、第9和第7，而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分別為第46、第42和第83。社會福利水平最高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排名和全球競爭力排名都明顯高於中等福利國家。

　　歐債危機並不意味著高福利社會制度走到了盡頭。

　　二、中國尚難奢談 “高福利”陷阱，當務之急是儘快走出“低福利、低消費”困局

　　1.走出“低福利、低消費”困局是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

　　歐債危機表面上看是政府舉債維持高福利的後果，但本質上卻是勞動生産率和經濟增長危機，根本出路在於發展生産力，恢復經濟增長。中國的社會福利水平低於歐洲國家幾倍，實難奢談 “高福利”陷阱，當務之急應是儘快突破“低福利、低消費”的困局，夯實擴大內需的戰略基點。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歐債危機以來，有學者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並提出中國需要防止高福利風險。他認為，中國已從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公共産品短缺取代私人産品短缺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我國仍處於較低的福利階段，遠不是所謂的“高福利”問題。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而且有利於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既是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加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需求。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指出，中國産能已經大大超過居民消費，之所以過去沒有發生危機，是因為有外需支撐，隨著外部需求變化，未來要麼會出現破壞性的危機來被迫實現産能和消費的平衡，要麼就得採取主動措施，儘快形成居民消費主導的格局。這對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緊迫要求。

　　但是，我國最終消費率過去8年來分別下降13.9個百分點和11.3個百分點，降幅分別達22.3%和24.4%。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後，最終消費率進一步下降到48.4%，居民消費率下降到35.1%，2009年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分別略微上升到48.6%和35.6%，但2010年最終消費率為48.1%，居民消費率為34.3%，下降到比2008年更低的水平。

　　居民消費率的持續下滑，除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中等收入者佔總人口比重偏低、財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過大等原因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到位、差距大是重要原因。

　　在醫療、教育費用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居民面對治病、教育等領域可能出現的大額支出，往往會選擇提高儲蓄而不敢消費。只有民生領域投入的規模和效益提高了，減少了老百姓的社會負擔，增強其對未來的安定感，擴大消費才能具有基礎。因此，我國當前面臨的絕不是“高福利”陷阱，而是走出“低福利、低消費”困局的嚴峻挑戰。

　　2.我國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提高福利水平擴大內需，促進公平可持續增長的空間巨大。

　　遲福林認為，公共産品短缺是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是社會矛盾的聚焦點，是影響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2008年，中國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的公共服務支出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為29.7%，比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發展中國家低13個百分點，比人均GDP介於3000—60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低24.3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通過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差距、擴大內需的空間非常大。

　　遲福林認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對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都有重要作用。2009年，中國農民消費在35%的居民消費中只佔8.36個百分點，不到1／4。近年來，中國城鄉恩格爾系數下降緩慢，2011年分別為 35.1%和44.7%，反映了消費結構升級緩慢。國務院研究室農村經濟研究司巡視員葉興慶認為，再分配中政府轉移支付力度不足、社會保障支出不足，都將降低居民的消費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