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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的雙雙辭職凸顯出希臘,意大利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面對其臃腫公共部門中長期存在的不可持續社會福利補貼,他們是如何久拖不決,乃至釀成苦果的。事實上對許多這樣的國家來説,重大改革已經無從逃避了。
跟美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一樣,歐洲的社會保險體系是依據與當今形勢截然不同的經濟和人口狀況(更快的經濟增長,不斷增加的人口和更低的期望壽命)設計的。各國政府(雖然目前焦點都集中在希臘和意大利身上,但它們並不是孤例)對過多的人許下了過多也過久的承諾。對此筆者在1986年出版的《過多承諾》一書也指出了美國社會福利系統存在的類似問題。
這些根本性問題如今在這些國家無以為繼的債務循環上暴露無疑。歐元區成員的身份雖然在短期內允許其大量低息借債,但其實是加速了這一問題的惡化。
因此改革整個社會福利系統才是解決歐洲危機的唯一長期對策。有人希望在別國政府、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幫助下,主權債務融資的漏洞能夠暫時被堵住,而歐洲的銀行也能進行資産重組。但這些工作只有在這些經濟體實施改革並變得更有競爭力之後才可以進行。它們必須同時減輕稅負並削減數量龐大的轉移支付。因為相對於那些工作並繳稅的人來説,有太多人在領取補貼了。
與此同時,債券市場對財政赤字和債務循環的關注也使得這些國家的借債成本不斷上升。短期和長期的政策也因此緊密地聯絡了起來;除非臨時應急措施能與根本性的長期結構改革相結合,另一個與目前類似(甚至更加惡劣的)災難將在劫難逃。
有三個根本性問題因素將決定一國主權債務的發展狀況:經濟發展速率;借債成本;以及該國的基本預算狀況(除利息支付之外的預算平衡狀況)。一個基本預算平衡的國家將有足夠的收入去支付其現有支出(其未償還的債務支付利息除外)。更高的利率,更低速的增長和更脆弱的基本預算狀況都會使得債務比率的曲線不斷上升。例如意大利目前的經濟年增長率只有1%,卻必須為其主權債務支付7%的年利息。於是意大利必須擁有可持續的,鉅額的基本預算盈餘,更加快速的增長,以及/或者遠低於目前水平的借款利率來避免出現債務重組。
一個實現基本預算盈餘的可靠路徑將會降低利率。長遠來説,如果基本預算盈餘能通過控制政府支出來實現的話,那麼國家儲蓄的增加將推動投資和增長,而高稅率則會使事情向相反方向發展。二戰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成功實施的財政鞏固政策表明:每1美元的稅務上升所帶來的效應平均需要5~6美元的支出削減來抵消。
一些專家(比如歐洲央行前主席讓-克勞德?特裏謝)則認為財政鞏固政策可能是擴張性的。簡而言之,這種手段可以刺激信心,從而降低利率並抵消對需求造成的任何直接影響,正如愛爾蘭和丹麥在1980年代的情況那樣。但如今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為許多國家都同時在推行財政鞏固政策,利率也已經很低,而貨幣聯盟則不允許那些問題最嚴重的歐元區國家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愛爾蘭用貨幣貶值的方式來增強競爭力。
為了穩定債務比率並將其逐漸降低到低於GDP60%的安全區域內(意希兩國都超過100%),基本預算大量盈餘的狀況必須持續許多年。在由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所提供的臨時緊急措施帶來喘息空間的同時,一個可靠的長期改革計劃也必須同時啟動。因為如果基本預算盈餘不足的話,臨時措施就只不過是推出了必將到來的債務崩潰而已。
在債務困境的核心還有更多的基礎演算要做。用以支付社會福利補貼的稅率取決於三個因素:依賴比率(補貼享受者與納稅人之比);替代率(補貼與平均工資之比);經濟發展率(大體上是生産力加上人口增長)
換句話説,政府的補貼越慷慨,覆蓋範圍越大,所需要的稅率就越高。這個核心問題甚至將逐漸影響到目前看似經濟強勁且財政穩固的北歐國家。
在歐洲的高稅負經濟體中,更自覺的納稅行為或者選擇性財政增收手段只能在不削弱增長的情況下獲取少量的額外稅收收入。而支出削減則是大幅改善預算狀況的唯一方法。但這個過程將較為艱難。在許多歐洲國家,領取政府補貼的人數竟佔到了總人口的大部分。
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即將就任希臘總理的盧卡斯?帕帕季莫斯和他的意大利同行馬裏奧?蒙蒂兩人都是知名經濟學家是否擁有縱橫這些危險海域所需的領導技巧。他們的例子將檢驗其他高補貼歐洲國家是否能遏制住福利國家的過度支付行為。
這並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例如加拿大就大幅減少了堪稱福利國家中最惡劣的過度支付,因為無論是中左翼還是中右翼政府都努力在近年間將政府支出佔GDP的比例減少了8%。已經有數個歐洲在考慮升高其過低的退休年限,其中一些已經付諸實行。考慮到人口發展的趨勢,這將是歐洲為其未來繁榮打下堅實基礎的最後機會。
丘吉爾有句關於美國的名言:只有在所有其他方案都被證明無效之後,你才可以確定美國人在做正確的事。希望他的名言也可以在歐洲身上應驗吧。
邁克爾-博斯金,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美國老布什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