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談判15年全幅圖景應該是一幅三維畫面，這三個維度由談判、發展與改革組成，缺一不可。如果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過程視為一場戰役，那麼，中國入世前後而進行的前所未有的化解金融風險、降低不良資産、穩步推進中國金融業改革和開放，就是另外一場更重大的戰役。經過這場戰役，中國銀行（601988）業從“技術上破産”，走上世界崛起。這一場重大戰役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是在以中央銀行為主導、國有銀行為基礎、多種金融機構組成的全國金融體系中進行的。1995年6月到2002年底戴相龍任央行行長，是這一場戰役的重要參謀，也是堅定執行黨和國家重要決策的部門領導人。

　　戴相龍是一個有著特殊經歷並有重要影響的中國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領導人，現在掌管9000億元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運營。我第一次採訪戴相龍是在1995年6月，是他剛剛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時候，文章刊登在《瞭望》週刊第20期上，受到各方一致好評，題目是“金融形勢與金融改革”。那時戴相龍給我留下的印像是嚴謹與專業。在他卸任天津市長，回京任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時，我曾寫過有關他在天津工作受到市民讚揚的報道，被他謙虛地勸阻發表。戴相龍在中國宏觀金融調控、化解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改革開放中扮演了兩個重要的角色：一是中央有關金融決策的參謀，二是國家重大金融決策的堅定執行人。

　　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整個談判過程中，金融問題成為留在最後的幾個難點問題之一，因為在談判的背後，只有在極小的決策圈子內才知曉中國的金融風險究竟有多大。如以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導火索的泰國為例，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泰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産比率為7.9%，受到嚴重衝擊的馬來西亞為6.4%，印度尼西亞為17%，而中國銀行業整體的不良貸款率之高世界罕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按照四級分類為30%，按照五級分類則高達40%以上。在與美國完成雙邊談判的1999年的那個時間點上，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上升到38%，即使到了2001年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時候，實際上四大銀行總體上仍然處於資不抵債。有外國專家稱，中國距離系統性金融危機“只差一根導火索”，因為整個中國金融系統實際上已經處於“技術上的破産狀態”。

　　中國入世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幅美麗的畫卷：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都經過股份制改造成為上市銀行，全球銀行上市公司排名的前三位都是中國的銀行，中國的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經下降到1%以下，中國的金融資産總值排位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佔到世界的1/3，國家對外金融凈債權已經達到2萬億美元，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凈債權國。中國金融業已經在世界崛起。

　　極為脆弱的中國金融體系，在十多年前到底經歷什麼樣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戴相龍向我講述了兩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背景和重要決策形成過程。戴相龍向我反復講，1997、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認真評估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嚴峻形勢，正確制定了化解金融風險、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穩步促進金融開放的方針和一系列政策，並在全國堅定執行。上列會議，在化解金融風險，為我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後提高我國金融業競爭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6年8月5日江澤民總書記在北戴河召開有關會議，聽取戴相龍有關中國金融業風險的彙報。當時戴相龍的判斷是，風險的程度雖還不至於産生全國性的金融風暴，但是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導致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進而影響到改革與開放大局。這一判斷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並被納入了中央要研究的緊迫課題。1997年2月19日，江澤民總書記召集有關會議，專題研究化解中國金融風險的措施。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提出，召開一次高層領導人會議，把金融風險告訴全黨的高級幹部，制定和落實整頓金融秩序和推進金融改革的措施。

　　在籌備召開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前夕，國內外發生兩件重要的事件：一是以某市為代表，國內出現多處區域性存款擠兌事件，二是1997年7月從泰國開始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這些都促使中央加大化解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力度。1997年11月17日到19日，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省、部長參加會議，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朱鎔基副總理作重要講話。這次會議後，提出十四項措施，重點是黨中央、國務院加強了對全國金融業的集中統一領導，對銀行、證券、保險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提出“國有商業銀行要力爭在三年內使不良信貸資産比例每年下降二至三個百分點。”2002年2月份，黨中央、國務院再次召開同等規格的會議，這次會議提出“具備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可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這兩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以後一系列會議，對化解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和開放産生了重大歷史影響。

　　儘管採取各種整頓措施，不良貸款率仍從1994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38%。不良貸款數額大、比例高，除了銀行內部管理十分薄弱、信貸資産質量劃分標準提高外，主要是因為銀行一直承擔“二財政”職能，後來又承擔了國有企業破産的成本。如果國家不採取救助措施，這些銀行的改革也很難進行。在一段時期內，一場連續的、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國家救助銀行的行動開始實施，目標是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

　　戴相龍向我講述了國家救助的幾段往事。1998年戴相龍向朱鎔基總理建議，用發行特別國債為國有商業銀行充實資本金，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有關部門支持。當年2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財政部向四家商業銀行發行了特別國債，為相關銀行補充2700億元資本金。1999年5月，國務院決定先後成立四家資産管理公司，分別剝離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不良資産約1.4萬億元，使不良貸款率從38%下降到28%。到2001年底，四大銀行總體計算仍處於資不抵債。2002年初人民銀行曾建議是否再一次為其剝離不良貸款，後因條件不具備沒有深入論證。2003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成立後，又通過匯金投資公司，先後動用約800億美元，為國家國有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充實資本金。通過中央銀行再貸款和中央財政支持方式，國家又一次為四家銀行剝離近1.8萬億不良資産。此後，才有我們看到的不良貸款率迅速下降的情形。到2010年，全國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率降至1.14%，資本充足率已升至12.2%，資本利潤率達到17.5%，工行、中行、建行上市5年，農行上市一年，共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交納所得稅近4000億元。中國政府對國家銀行及時、有限、規範化救助，不但化解了歷史積累的金融風險，也為中國金融業改革和開放創造了條件，為國際社會化解金融風險積累了經驗。

　　引導受訪者開口説話是記者完成採訪的第一要務，戴相龍不接受引導，也很難讓他“開口説話”。事實證明，在沒有原始記錄或者文獻的情況下他是不會張口就來的。為了這個採訪，我在社保基金會他的辦公室與他見了三次面：第一次是他主導為後來的採訪搭建“對話”框架，儘管我有自己的採訪提綱，他送給我三本書，包括《戴相龍金融文集》；第二次見面是進一步與我協商完善框架，戴相龍拿出準備好的兩萬字書面材料供我參考，很多材料是從他過去工作日記中蒐集的；直到第三次見面他才有選擇性地開口説話，談話的範圍都是圍繞著他所搭建的對話框架。嚴格的説，被受訪者如此安排的採訪我還是第一次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