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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支架利益鏈有多長?
人民圖片
1 我國心臟支架使用比例明顯偏高,存在過度使用現象
江蘇徐州的范阿姨感覺胸悶難受,到了醫院後做了心臟造影檢查,醫生建議做支架介入治療。最後,范阿姨心臟被放了兩個支架,雖然兩個支架光材料費就達到3萬元,但劉阿姨一家人都覺得值,因為改善胸悶的效果非常明顯。
北京市一家三甲醫院的心內科主任告訴記者,我國的心臟支架使用率約為人均1.7個。記者根據這個數字算了一筆賬,以公開報道的2009年全年介入治療手術約23萬例計算,一年被植入心臟的支架達到40萬個。2010年我國心臟支架的使用數量預計達到50萬個。按每個支架1.5萬元計算,僅耗材一項花費約75億元。
治療冠心病,改善其心臟血管狹窄或堵塞的症狀,可以通過藥物治療、搭橋手術、支架介入等3種方法來實現。隨著技術的進步,創傷小的支架治療成為越來越多患者的首選。然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聶曉敏告訴記者,支架介入在短期內能明顯改善胸悶、氣喘等症狀,但是也有適應症,而且遠期來看,仍然有發生心血管再狹窄的風險。即便如此,做介入治療的醫院越來越多,很多二級醫院也在開展。
據介紹,有些介入治療的病例完全可以用藥物治療代替,而搭橋手術也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風險那麼大。根據國外經驗,搭橋手術和支架介入手術應保持合理的比例。相比之下,我國心臟支架使用比例明顯偏高,存在過度使用現象。
2 出廠價與患者購入價之間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支架放入過多,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想用卻買不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架過於昂貴。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裏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上存在的黑幕:“一個國産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
事實是否如此?曾在歐美駐中國公司長期從事藥品、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陳先生講述了其中的大體規律。他告訴記者:“心臟支架的出廠價與患者購入價之間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以范阿姨使用的進口支架為例,醫院賣給她的價格約為2萬多元,那麼銷售商的進貨價則約為6000元。中間的加價部分,很大比例給了醫院和醫生,包括回扣、贊助學術會議等。
一般來説,外國公司不會直接把産品從本國賣到中國內地,因為稅費等各種成本太高,所以往往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設分公司,再將産品賣到中國內地。由於一個進口支架真正賣到患者手上,需要經過很多環節,所以最終價格內地比香港、台灣貴得多。
國産支架會不會便宜點?據陳先生介紹,心臟支架對企業的研發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國企業目前還沒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因此,價格稍微便宜些。
記者又找到另一名從事醫療器械銷售的何女士繼續求證。她説,一般來説,環節越多,價格越高,高值耗材的利潤相對來説更高。
3 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高價産品中分一杯羹
天津市一所重點大學的李教授一直致力於研究物流領域,她向記者講述了這個龐大利益鏈的各個環節。
從醫院開始的鏈條顯示,醫院提出的採購需求計劃最終決定權掌握在一些關鍵人物手上,如各科室主任、醫院負責人及有關人員。如果進口的器械,需要向市級有關部門提出採購計劃,大型的醫療器械採購需要通過專業的公司進行招標。因此,這個鏈條包括了醫院各利益相關人、採購決策人、招投標有關負責人等。
從廠家開始的鏈條顯示,廠家要先進行産品註冊審批才能上市,銷售時分長期銷售代理和短期代理兩種。長期銷售代理一般會發展各地的一級、二級等多級代理商,終端銷售商負責公關醫院,把器械賣給醫院。這些經銷商的門檻較低,兩三萬元就可進入。這一鏈條包括了生産廠家、各級代理商、醫院相關人員等。
“以藥養醫機制的作用,催生了一些不合理利益鏈條,如挂靠、成交、過票等環節。”李教授説。由於整個鏈條缺乏監管,也沒有有力的懲戒手段,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械、耗材的流通過程十分混亂。
“尤其是高值耗材,型號複雜,價格昂貴,醫院不可能備齊全套。如骨科耗材需要手術時才能定下來。有些醫生直接讓患者買,或從國外帶回來賣給患者。”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説。
卓小勤認為,企業定價越高,醫生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就越願意推薦這個産品。産品賣得好,醫院和企業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擁而上都來生産這個産品,使得負責産品流通的銷售企業越來越多。由於只有新産品才可以重新定價,為了定個高價,企業就不斷申報新産品,這些都需要政府審批。在鏈條的末端,醫生通過多種形式的回扣來獲取經濟利益。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高價産品中分一杯羹。
這個利益鏈産生的根源是“以藥養醫”。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於醫療資源不足,國家就給了“以藥養醫”的政策,即在藥品、醫療器械採購價基礎上允許一定比例的加價,作為醫院維持發展的經費。這直接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第一,市場得到信號,定價越高越好銷,這是導致醫療器械價格和很多藥價虛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發現做藥、做醫療器械賺錢,於是盲目建藥廠、醫療器械廠,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復。這些企業要生存,就採取一些非常規手段——虛高定價、給回扣。於是,整個産業結構變得混亂。比如醫藥代表的本職是介紹新藥品和器械,讓醫生能儘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醫藥代表的主要職能成了“做回扣”,而醫生成為賣産品的“商人”,得到的“回報”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