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決華爾街_經濟臺_中國網絡電視臺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李小曉

　　一條500米長、11米寬的街道，能容得下多少人？

　　一條名叫“墻”的街道，誰才是墻內人？

　　一個充斥著鍵盤和點鈔聲的大廳，是交易所還是賭場？

　　西裝革履的富翁們，是精英還是賭徒？

　　一場窮人“佔領華爾街”的運動似乎在詮釋著答案。

　　無論答案如何，但每一個經過華爾街的人卻能清楚地意識到，這條高樓遮住陽光的狹窄街道，一直佔領著美國的心臟。

　　華爾街是什麼？

　　財富心臟

　　6家金融企業的市值，就佔美國GDP的1/20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勞倫斯E米切爾在其所著的《美國的反省：金融如何壓倒實業》一書中寫道：“股票市場最初是一種工具，幫助建立一個新的企業，但最後卻使企業屈服於自己的力量。”

　　以製造業立國的超級大國美國，從二戰後開始，國民經濟從有形經濟主導的工業經濟開始向貨幣主導的金融經濟過渡。20世紀90年代中期，金融業的比重逐漸超過了製造業。根據美國官方統計，1950年，美國製造業的規模佔GDP的29.3%，金融服務業只佔10.9%。而2008年製造業縮水到11.5%，金融服務業佔GDP比例則上升至20.0%，高達28484億美元。

　　隨著金融業在美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華爾街的興衰也開始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命運。

　　上世紀70年代，隨著藍籌股投機熱潮達到頂峰，一些藍籌公司如IBM、德州儀器公司（TI）的市盈率曾達到80多倍。然而，這一輪藍籌股投機泡沫直接導致了之後的華爾街股市大崩盤並繼而走入近10年的熊市。許多散戶在泡沫破裂後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但對於大型商業銀行來説，則恰恰迎來了其資金向全世界鋪開的春天。

　　金融寡頭們把閒置的、過剩的金融資本輸往國外，1979年，美國在海外投資新建和合併企業資産總額中，銀行所佔比重為43.3%，比製造業的資産額要高出2倍多。美國的許多大型商業銀行也在70年代的“滯脹”期間發展成為龐大的跨國銀行。例如，到1982年底，花旗銀行已在94個國家擁有1490余個分支機構，海外機構的資産和收益佔花旗銀行全部資産和收益的60%。

　　“華爾街的神奇之處就在於，那些大而不倒的銀行不僅能在各種危機中倖存下來，還能在危機過後變得更加資金雄厚、有恃無恐。如果70年代的滯脹是他們的第一次成長，上世紀末的科技泡沫則給了他們第二次通過並購自我壯大的機會。”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金融分析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2001年，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掀起的科技股狂飆終於出現了泡沫的破滅，並由此引發了股災。在此次大跌中，三大股指跌幅分別達到34%、78%、49%。然而，大而不倒的銀行們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衝擊，但很快便通過並購再次強大起來。

　　“股市大跌的時候，因為會有一些公司破産，所以往往伴隨著大吃小的並購，讓大銀行和大公司變得更加龐大。”金融分析師指出。

　　仍拿花旗銀行為例，上世紀90年代對旅行者等公司的大型並購讓它實力倍增，2000年11月其收購了奄奄一息的Associates First Capital，一躍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零售金融企業。

　　一夜之間，大銀行們的身價激增。通過並購與轉型，花旗銀行的市值從1996年的695億美元升至2001年的2600億美元。同一時期，摩根士丹利的市值從195億美元升至606億美元；富國銀行（Wells Fargo）的市值從359億美元升至737億美元。

　　後面的故事盡人皆知。在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中，儘管有一批以雷曼為首的銀行破産，但也伴隨著新一輪並購：富國銀行收購美聯銀行、美洲銀行收購美林集團、摩根大通收購華盛頓互惠銀行……這次“大洗牌”導致倖存下來的大銀行變得更加“大而不倒”。摩根大通的市值2007年為1470億美元，而經歷了金融風暴的洗禮，2010年其市值升至1659億美元。富國銀行更是吞得腦滿腸肥，市值從2007年的995億美元升至2010年的1630億美元。

　　據《中國經濟週刊》統計，在按市值排名前200的美國公司中，有34家金融服務類企業，其2010年12月31日的市值總和為16245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010年GDP的11%。其中，市值超過1000億美元的金融服務類企業有5家，分別是伯克希爾哈撒韋、摩根大通、富國銀行、花旗集團和美洲銀行。這5家企業的市值總和為8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010年GDP的5%。

　　而這些還只是華爾街的金山一角。華爾街的財富遠不僅僅掌握在這些金融企業手裏，更多無法度量的財富則來自那些誕生於華爾街的神秘財團。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經濟由於生産和資本的集中，促使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加速融合，形成了許多壟斷財團。二戰之後，脫穎而出的十大財團分別是洛克菲勒財團、摩根財團、第一花旗銀行財團、杜邦財團、波士頓財團、梅隆財團、克利夫蘭財團、芝加哥財團、加利福尼亞財團和得克薩斯財團。在今年評出的世界前50強企業中，有10家企業都屬於這些財團。這十大財團如今究竟佔有多少財富？恐怕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也是小瞧了他們。

　　華爾街成為了美國財富的中心，華爾街人的腰包也越來越鼓。據美國財政部薪酬補償特別主管肯尼思范伯格發佈的一份報告，美國17家金融機構約600名高級管理人員2008年10月至2009年2月共獲得20.3億美元薪酬，其中八成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發放。

　　2009年底，當金融危機的陰雲還沒有散去，CEO們的薪酬就迫不及待地大幅上升，美洲銀行的每位高管平均分到了650萬美元；花旗集團的高管也不遜色，人均620萬美元。

　　豪賭俱樂部

　　美國金融業創造了多少社會價值？

　　美國的金融業如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壯大，然而，它究竟創造了多少社會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沈驥如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銀行的利潤是第一産業和第二産業的再分配，它的功能原本屬於企業下屬的財務科，但隨著市場需求的發展，企業更專注于生産，而將與金融有關的業務轉移到了銀行。按照資本主義的原則，銀行作為一個社會部門，和其他企業共同獲得社會的平均利潤。所以，銀行的平均利潤是從工農業中分配出來的。

　　然而，隨著銀行業的擴張，銀行家們不再滿足於獲得社會平均利潤，於是開始發明了各種金融衍生品。

　　“隨著金融衍生品的誕生，華爾街變成了一個圈錢的大賭場。贏了一本萬利，輸了則一敗塗地。”沈驥如説。

　　正因為這個瘋狂的大賭場、瘋狂的賭徒和瘋狂的金融衍生品，美國最終捲入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次貸危機中。

　　2003年到2007年，各大銀行的杠桿率開始瘋狂飆升。美林公司的杠桿率猛增至28倍，摩根士丹利增至33倍，高盛升至28倍，雷曼兄弟的杠桿率直到破産前仍高達30倍。也就是説，每1美元的資本就能撬動幾十美元的資産規模。

　　“大銀行們創造了越來越多的金融衍生品，就像高智商犯罪一樣，即使是同樣精英雲集的美國監管部門，也沒有人能徹底弄清楚每個金融衍生品的模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金融分析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該金融分析師告訴記者，大銀行在利益的驅使下，把這個旁人弄不懂的遊戲越玩越大，在房價次級貸款中派生出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擔保債務憑證（CDO）、信貸違約掉期（CDS）等。基於1萬多億美元的次級貸款，創造出了數十萬億美元的衍生品。

　　2008年7月，隨著“兩房”股價大跌，美國房地産價格徹底失控。CDO、CDS等衍生證券隨後開始快速跌價，在雷曼8000億美元的資産負債表中，資産凈值大約只有250億美元。流動性的不足最終引發雷曼兄弟破産。

　　“次貸危機是超前消費、過度借貸和凱恩斯主義下貨幣氾濫的結果。但金融衍生品將危害成倍放大並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因此，次貸危機也是一次金融衍生品危機，是銀行家們無限貪婪的惡果。”上述金融分析師表示。

　　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傑克羅森被輿論評為“當今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五位猶太人之一”。深諳美國商道的他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表示，華爾街如今已成為美國經濟悲劇的象徵。

　　“華爾街被視為金融危機的直接推動力，它所造成的後果被每個美國人承擔著。同時，銀行家們依然不改貪婪的本色，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去填充自己的腰包，同時在拯救美國經濟中表現得非常不負責任。儘管他們獲得了美國政府大量的救助金，但他們轉而則不肯借錢給其他需要救助的行業，包括房地産、建築業和小企業等。”傑克羅森如是説。

　　“財政部長”製造商

　　美國的華爾街，還是華爾街的美國？

　　穆迪創始人約翰穆迪曾在1911年指出，華爾街的七個人控制了美國大部分基礎工業和資源。分別是J.P.摩根、詹姆斯希爾、喬治貝克、約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爾曼和雅各布希夫，他們所構成的資本核心樞紐控制著美國。而100年後的今天，華爾街對整個美國的控制力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愈發瘋狂和集中。華爾街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關係，也愈發撲朔迷離。

　　是美國政府的華爾街，還是華爾街的美國政府？

　　尤斯塔斯曾在《美聯儲的秘密》一書中揭露道，截至1983年，花旗銀行、紐約國家商業銀行、漢諾威銀行、大通銀行和漢華銀行共持有美聯儲53%的股份。也就是説，美國央行的控股權不在國家手裏，更不在民眾手裏，而在幾家大型私有銀行手裏。

　　和美聯儲一樣，美國財政部也同樣是華爾街堅定的支持者和代言人。在幾位歷史上較有影響力的美國財長中，幾乎無一例外都有著華爾街的背景。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國前財長羅伯特愛德華魯賓。

　　1995年—1999年在任的魯賓最著名的身份不是美國財政部長，而是銀行家。在高盛近30年的供職經歷讓他成了一個100%的華爾街人。他的出現，直接導致華爾街的權力擴張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1997年以前，美國的商業銀行一直受到嚴格監管，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銀行與證券業務之間建立了一道防火墻，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銀行業的過度發展。

　　1997年，魯賓代表克林頓政府向國會提出了金融體制改革的建議，主要內容是取消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經營的限制。1999年11月，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徹底拆除了銀行、證券和保險業之間的藩籬，允許商業銀行以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從事包括證券和保險業務在內的全面金融服務。

　　此後，大銀行們開始無限擴張。在魯賓的推動下，花旗公司先後收購了旅行者公司和所羅門兄弟公司，令花旗成為美國第一家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共同基金、證券交易等諸多金融服務業務于一身的金融集團。其他銀行也緊隨其後，完成了從商業銀行向金融集團的轉型。

　　高盛為美國政府送來的另一位財政部長就是亨利鮑爾森。和魯賓一樣，鮑爾森曾擔任高盛集團的董事長和CEO。2006年—2009年在任的他成了金融危機最直接的參與者，也成了走在“峭壁邊緣”不惜一切代價挽救華爾街的人。

　　在鮑爾森這位華爾街代言人的決策下，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中一次次將數以千萬億美元的救助金投向華爾街的公司。僅2008年9月一個月時間，美國就向美洲銀行注資1200億美元，向AIG注資850億美元，同時提出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

　　在他救助花旗銀行時曾經明示立場：“正如另一個處於困境的金融巨頭AIG一樣，花旗銀行與全球金融機構和政府機構有著錯綜複雜的密切關係……我們不能讓它倒。”

　　2008年11月，這位幾乎已把美國納稅人的錢全部丟進華爾街的財政部長在其自傳《峭壁邊緣》中坦言：“距離2009年1月20日（他的卸任日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感到非常危險。在AIG和銀行方面，我已經用完了絕大部分資金，僅剩下600億美元。”

　　“美國政府究竟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利益？答案只有一個，華爾街。”沈驥如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美國政府制定的規則都是有利於華爾街的。政府一次次將來自納稅人的鉅額資金投入華爾街，民眾在決策前失去了表態的機會。

　　“拿美洲銀行來説，金融危機之前它賺的錢都進了高管的腰包，美國政府都絲毫沾不到油水。但它出了問題，美國政府卻要用全體納稅人的錢來替他它償還債務。”沈驥如表示，“還有量化寬鬆政策，拿錢幹什麼？還不是救銀行，救華爾街。”

　　傑克羅森也認為，華爾街在美國政府決策中擁有過多特權。

　　“我認為美國政府當初斥鉅資拯救銀行業的初衷還是從美國經濟全局考慮，這一點我很有信心。但必須承認，華爾街在政府決策中一直霸佔著優勢地位。它通過支持和扶植自己人進入政府，從而在華盛頓獲得發言權和影響力。而美國大眾是沒有任何能力去和這樣的影響力抗爭的。就連政治家們也感到畏懼，不敢制定有利於納稅人的政策，而一味地偏袒華爾街權貴們。”傑克羅森告訴記者。

　　佔領華爾街

　　遲來的憤怒

　　“富人應該公平承擔稅負，而不是在別人痛苦掙扎的同時瘋狂牟利！”

　　面對貪婪的華爾街，民眾終於憤怒了。從9月17日至今，上千名來自美國各地的示威者聚集在華爾街上，有人甚至帶了帳篷，揚言要長期堅持下去，將“佔領華爾街”變成一項持續性運動。

　　昔日只有腳步聲和計算機聲的華爾街，如今充斥著抗議者的吶喊。昔日清冷孤傲的華爾街銅牛，如今也被人貼上了各色標語口號。從這些口號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示威者的訴求：

　　“拯救美國，讓華爾街掏腰包（Heal America, Tax Wall Street）！ ”

　　“人民才真正大而不倒（The people are too big to fail）！”

　　“停止這場針對勞動人民的戰爭（Stop the war on workers）！”

　　“停止透支我們的未來（Stop trading our future）！”

　　在抗議的人群中，有七旬老嫗，也有在校學生；有紐約白領，也有美國中西部農民。人們臉上呈現著執著和憤怒，高舉著手中的標語，向華爾街那些冰冷的高樓大廈歇斯底裏地呼喊。

　　一名女示威者在現場通過電話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她來自明尼蘇達一個普通家庭，全家人都生活在社會底層。在金融危機中，她失去了工作，只能靠領食品券維持生計。

　　她告訴記者，她帶到現場的口號是“我們是99%”，“因為美國1%的人佔有了99%的財富，而其餘99%的廣大民眾則在辛苦賺錢養家，還要承擔金融風暴帶來的失業和貧困。”

　　“我們國家在財政制度上有很深刻的問題，我認為富人應該公平承擔稅負，而不是在別人痛苦掙扎的同時瘋狂牟利。我將我的口號從明尼蘇達帶到紐約，並且會將這種精神再從紐約帶回明尼蘇達。”這位女示威者表示。

　　沈驥如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此次“佔領華爾街”運動是美國長期社會矛盾的積累。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卻依然有4000多萬人口依靠領食品券維持生計，這種貧富分化原本就是不正常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和如今的債務危機則讓這種矛盾進一步激化。

　　2009年奧巴馬上臺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他是一個悲情的人物。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災難過後已經掏空了的爛攤子。但理想主義的奧巴馬似乎沒有立刻意識到現實的嚴峻性，而選擇繼續推進他之前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增加福利、通過醫改法案、擴大醫療保險，從而將社會福利的改善作為一個歷史留名的政績。

　　“然而，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都是要花錢的。”沈驥如告訴記者，奧巴馬的醫療法案要花上萬億美元，而如今的金融危機已經逐漸演化為新一輪債務危機。今年8月，美國已將債務上限由之前的14.3萬億美元上調至16.4萬億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美國的公共債務佔GDP的比重已高達94%。

　　這樣龐大的債務讓美國政府手足無措，民共兩黨在議會裏打起了口水仗。共和黨明確表示，提高債務上限可以，但必須減少政府開支，而這其中也包括醫改法案等社會福利。同時共和黨還堅決反對增加富人稅收。

　　兩黨的口水戰讓美國民眾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人們意識到，原本就和歐美國家相去甚遠的社會福利如今還面臨削減，醫療保險也保不住了，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富人居然還捂緊腰包不肯增加賦稅。

　　“社會不公所引發的怒火就在這次債務危機中被點燃了。”沈驥如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學生意識到自己拿不到應得的獎學金了，白領意識到自己的工作快要保不住了，家庭婦女意識到孩子看病的錢可能不給報銷了，大家都非常不滿，於是通過微博、臉譜網等社交媒體達成一致，決定佔領華爾街，並提出反對富人貪婪，改變分配不公，要求增加就業等口號。”

　　受害者與受益人

　　“這只是一個呼聲，華爾街並不脆弱”

　　沈驥如告訴《中國經濟週刊》，美國歷史上曾有兩次大規模示威，一次是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反種族歧視遊行，從此黑人的地位得到了改變；另一次是反越戰運動，從而迫使美國從越南撤軍。這兩次示威的成功，説明民眾的力量是能夠扭轉歷史的。

　　沈驥如強調，這次事件不再是兩黨幾百個議員的對罵，而是成千上萬民眾的抗議。如今這場運動已經擴展到美國近千個城市，示威者表示要長期堅持下去。美國老百姓這次的態度十分堅決，誓死不當“軟柿子”，如果政府沒有明確回應，是不會輕易撤離的。因此，這場運動一定會或多或少影響美國未來財政政策的走向。

　　“通過這次運動，共和黨將恐怕不敢再對奧巴馬的醫改方案設置障礙了。而為了控制債務水平，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富人稅收，同時削減軍費開支。”沈驥如表示。

　　同時，此次示威活動的另一個無形中的受益者不是別人，正是奧巴馬。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此事撰文指出，示威對民主黨而言相當於第二次機會。奧巴馬政府此前因為採取了對銀行家們有利的政策，卻未能取得經濟復蘇的成果，揮霍了民眾美好的期待，換來的卻是銀行家們的不滿與抱怨。不管怎樣，如今奧巴馬獲得了一個重新改過的機會。他們所能做的，是盡可能做到示威者所期望的那樣。

　　沈驥如也表示，奧巴馬和民主黨無意中獲得了巨大的支持，因為此次運動的口號和奧巴馬的改革路線完全一致。不出意外的話，奧巴馬將因此獲得許多選票。

　　沈驥如還補充道，10月1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就奧巴馬4400億美元就業計劃舉行程序性投票，結果法案未能獲得足夠票數而被否決。這樣一來，示威者肯定更加怨恨共和黨，而偏向奧巴馬政府。

　　然而，相對於專家們充滿信心的解説，真正的華爾街人們卻對此次示威表示不屑。

　　美國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會長王宇龍是一名在華爾街打拼多年的美籍華人。當記者問起對此次事件的看法，他表示並不擔憂。

　　王宇龍告訴《中國經濟週刊》，金融危機似乎讓人們對華爾街失去了信心，但有兩大指標依然説明問題：美國黃金儲備居世界第一，美國內需總量也居全球之首。華爾街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平臺，是美國和世界都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此次“佔領華爾街”只是在這個惡劣的經濟形勢下一個暫時的過程。

　　“我認為佔領華爾街只是一個呼聲而已。華爾街並不脆弱。”王宇龍表示。

　　傑克羅森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作為一個紐約商人，他不認為這是一次大規模的事件。目前看來，只是區區幾百個人在吸引著成千上萬媒體的注意力而已。

　　傑克羅森也表示，雖然示威規模不算特別大，但這一小部分人卻充分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因為他們讓世界留意到了華爾街的貪婪，也一定程度上給立法者提供了勇氣和決心去挑戰華爾街的勢力。

　　疾速擴散的“佔領”行動

　　一夜之間，無數以“佔領”打頭的網絡域名誕生了。occupydc.org（佔領華盛頓）、occupylondon.org.uk（佔領倫敦）、occupytokyo.org（佔領東京）……仿佛2012提前到來，只是席捲全球的不是海嘯也不是龍卷風，而是憤怒的大眾。

　　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這場運動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參與者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構成，甚至動機和目的也是形形色色。

　　美國：向馬丁路德金學習

　　作為“佔領”運動的發祥地，該運動已經第一時間從紐約散播到了華盛頓、芝加哥等美國城市。

　　在華盛頓，奧巴馬一家剛剛于10月16日為馬丁路德金紀念園舉行了揭幕儀式，在儀式上，身為民主黨的奧巴馬還趁機“煽風點火”，表示希望國人繼續挑戰華爾街的過分做法，繼續馬丁路德金心目中的夢想。由此，這場儀式將“佔領華盛頓”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佔領華盛頓”的網頁上赫然寫道：“馬丁路德金通過社會運動讓黑人和白人坐上了同一輛公共汽車。如今我們要以他為榜樣，在紀念他的同時，願我們團結一心，共策共力，用群眾的能量創造社會的改變。”

　　馬丁路德金雕像位於華盛頓紀念碑旁，其誕生可謂好事多磨，從比爾克林頓立項至今已經歷了十幾個年頭。當年的克林頓一定想不到，自己廢除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會導致銀行業無限膨脹，又進而導致十幾年後激起民憤，而自己當年一手立項的馬丁路德金雕像，居然成了此次運動“無聲的指揮家”。

　　首爾：銀行受害者討公道

　　韓國民眾也耳聰目明地搭上了此次“佔領”運動的順風車，趁機再次向釜山儲蓄銀行“討債”。

　　據媒體報道，從10月15日起，“佔領運動”已經蔓延至韓國，幾百名示威者聚集在首爾各處，聲討金融業對普通大眾的榨取。

　　其中首爾汝矣島金融監督院作為主要示威場所之一，聚集了80多名示威者。然而，仔細分析示威團隊的構成，卻發現80人裏的50余人都是釜山儲蓄銀行受害者。他們統一租賃了大巴車，趕到汝矣島金融監督院門前，試圖再次為自己一去不復返的存款伸冤，還打出了“還我血汗錢”之類的口號。

　　釜山儲蓄銀行原本是韓國資産規模最大的儲蓄銀行，由於負資産和債務已嚴重超出銀行自有資産，它和旗下的大田儲蓄銀行已從今年2月起被韓國金融委員會勒令停業6個月，直到現在還沒有全面營業。

　　羅馬：歐債陰影下的憤青

　　秉承了古羅馬角鬥士的遺風，意大利人似乎天生有“哪熱鬧往哪湊”的性格。加上最近意大利經濟甚是不景氣，更是給了意大利人們一個鬧事的好由頭。

　　華爾街被佔領沒幾天，上萬名意大利人就在羅馬聚集起來，自稱為“憤怒的一群”，高舉“我們不能為債務埋單”和“償還債務不能加重弱勢群體的負擔”等標語，一路邊走邊砸東西，提款機被砸壞了、交通燈被捅下來了、警車被焚燒了……羅馬陷入一片混亂當中。

　　面對失控的憤怒，羅馬警方不得不使用高壓水槍和催淚瓦斯來驅散人群。示威者們並沒有被警察嚇走，反而拋擲石頭、玻璃瓶子和燃放煙火來還擊。混亂過後，70多人在衝突中受傷，被送往醫院，另有至少12人遭警方逮捕。

　　作為歐洲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今年一直籠罩在歐債危機的陰雲下，今年9月底，標準普爾將意大利主權債務評級從A+下調至A，展望為負面，理由是該國經濟增長疲軟以及政局不穩的情況將增大其應對歐元區危機的難度。看到自己的國家負債纍纍、前途黯淡，也難怪意大利人急眼了。

　　倫敦：秉承英倫派嚴謹作風

　　從10月15日開始，眾多英國民眾發起“佔領倫敦證交所”活動，聚集在倫敦證交所門外，十分有組織地進行和平示威。

　　曾統治半個星球的大不列顛人，即使是示威遊行也格外有組織有條理。打開“佔領倫敦”的主頁，沒有意大利人硝煙瀰漫的口號，沒有日本人五顏六色的驚嘆號，也沒有美國人咬文嚼字的標語，上面白底黑字，工工整整地羅列出示威者的自述，從頭到尾都是理性的陳詞，就像一份公司合同：

　　現在的系統是不可持續的，我們需要候補方案；

　　我們有著各種民族、背景、性別、年齡和信仰，我們走到一起來抗議；

　　我們拒絕為銀行家的危機埋單；

　　我們不接受任何支出削減，我們要求結束全球性的稅收不平等；

　　我們希望制定政策者能獨立地在不同行業間權衡；

　　我們支持11月30日的罷工活動和11月9日的學生活動，我們同時支持保護社會福利、教育和反戰的相關運動；

　　我們認為世界上的資源應當更考慮人類和環境，而不是戰爭和牟利。

　　觀點

　　“佔領華爾街”無關中國當前收益

　　于海洋

　　2011年9月17日並不是一個引人注意的日子，當總數不到1000人的示威者來到曼哈頓聲稱要向貪婪的銀行老闆們討個説法的時候，從紐約地方政府、警察到華爾街衣冠楚楚的金融巨子們，既沒有意識到這些人會不斷壯大隊伍、提高聲勢，也沒想到他們會給華爾街“添堵”一個月乃至更長時光。依靠發達的互聯網還有全球媒體的推波助瀾，今天的示威者已經把自己的形象凝煉為光輝的“我們是99%”，並將憤怒的火焰燃燒到全球82個國家和950個城市。發生在地球背面的示威會對中國造成怎樣的影響呢？這主要取決於我們對這場運動判斷和認知的角度。

　　首先，我們要看到，“我們是99%”的本質是一場社會抗議運動，它還沒有顯示出影響到美國經濟政策或形勢變化的能力。示威者在漸趨寒冷的氣溫下苦苦守候，但是他們沒有等來任何主流聲音有價值的回應。就連一向厭惡華爾街的美國西部傳媒集團，也承認示威者可能自己也缺乏從憤怒情緒中提煉具體政策訴求的能力。目前，示威運動選擇的兩個主要靶標就是抗議金融資本的貪婪和失業率激增，但是這兩個議題間沒有直接的邏輯聯絡。“佔領華爾街”運動沒有英國當年“大憲章”運動時明確的綱領，也沒有美國民權運動風起雲涌時馬丁路德金那樣的領袖。這就是為什麼一場社會運動無法變成切實的政治成果的癥結所在。“我們是99%”作為一場誕生於網絡等虛擬世界的運動使它帶有虛擬世界的很多固有缺陷，那就是虛擬的共同身份在現實世界中不足以形成穩定的信念和持續的組織性、行動力。

　　也正是因為注意到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這些問題，美國主流社會對待該運動的態度頗為消極。反對者如共和黨隨口指責這是場“階級戰爭”，很“鬼扯”的是依靠網絡聯絡起來的人群出身駁雜沒有固定的階層屬性；支持者如奧巴馬總統一方面贊成示威，強調自己的就業法案和金融改革法案成功就不會有這樣的抗議，另一方面又拒絕澄清抗議運動是否會促使他使兩個法案中的爭議條款再次復活。華爾街的大佬們則乾脆沒話。眼見抗議者説不清“華爾街末日到了”與繼續執行量化寬鬆政策有什麼關聯，政客、商人也樂得讓爭議停留在膚淺的發泄階段。很明顯，除非美國工會等強勢組織介入，示威者獲得不了什麼。但這些組織一旦介入，“我們是99%”也就喪失了其獨特的魅力，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的諸多示威沒什麼區別了。

　　憤怒並不是總能帶來改變的。我們必須承認，縱觀2010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國際金融市場，危機沒有見證金融投機的死亡，而是佐證了其強大。憤怒沒有讓大亨們哪怕有一丁點自省或退縮。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考慮，中國對美國金融市場的關注短期看無非兩點，一是美元的濫發趨勢是否能夠得到遏制，二是美債是否能夠保持穩定。至於全球金融秩序的改革，任何不幼稚的政治家都不會期望改變一夜發生了。令人遺憾的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對這些重要議題既不甚了了，也無力影響。今日的美國，宏觀經濟形勢只能勉強維持一種脆弱的穩定，復蘇的動力則模糊不清。短時倒不了是因為二戰後確定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把世界經濟和美國綁架在一起了而已。美元的濫發，還有鉅額美債的償還，都是屬於幾乎所有國家都要分擔成本的問題。也正因為這樣，中國不是唯一需要擔心的那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只能説明在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了危機，開始意識到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一直靠轉嫁的方式維持自己繁榮。但是這種模糊的危機感能否帶來變革卻不好説。民眾感到日子不好過才抗議，但改革是讓日子好過還是短期內更加不好過可是個説不清的事。改與不改之間，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權力轉移彰顯出波譎雲詭之相，這就是抗議的價值所在吧。

　　雖然抗議本身不見得能解決什麼問題，但抗議本身卻像警鐘一樣促使理性的人們思考，一旦強大的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尾大不掉，國內動蕩遲早會醞釀和出現。華爾街和華盛頓的勾勾搭搭不會是美利堅民族的個案，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如何避免佔領華爾街運動重演，也是一個長期的命題。

　　封面説明

　　在“佔領華爾街”的大規模示威行動中，遊行者帶著電影《V字仇殺隊》裏的面具，表示他們“行俠仗義”的決心。

　　華爾街出身的美國財長

　　威廉愛德華西蒙

　　在任時間：1974年—1977年

　　任前身份：花旗銀行高管

　　納德裏根

　　在任時間：1981年—1985年

　　任前身份：美林公司董事長兼CEO

　　尼克拉斯佈雷迪

　　在任時間：1988年—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