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
客服設為首頁 |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莫于川建議放開經營,允許更多的企業參與競爭,對準入企業的資質嚴格把關,對從業人員嚴格要求,促使廣大出租車企業改變其盈利方式,不再 追求提高份錢,從司機身上獲取更多利益,而是致力於不斷完善服務。王建勳表示,出租車市場和其他任何商品市場一樣,可以通過市場調控達到供給平衡,“取消 數量管控,短時間內可能會造成出租車數量猛增,但經過一定時間的市場調控,適者生存,供給自然會平衡”。
時下在北京,“打車難”已經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圍繞“打車難”,乘客、出租車司機、交通管理部門和“黑車”司機各有説法。
乘客:遭遇拒載,如何有效維權?
家住北京東四環外的陳女士在南二環附近上班,出租車是她每天首選交通工具,但她發現出租車越來越難打了:“有時好不容易等到一輛出租,司機還嫌路上堵,不拉你!”
乘客遭遇拒載,如何維護自身權益?北京交通幹部管理學院張柱庭教授認為,乘客遭遇拒載,首先應當向相關的行政管理部門投訴,其次應當向出租車司機所屬的出租車企業投訴。最後,如果乘客利益嚴重受損,也應當訴諸法律。
針對“打車難”,11月2日,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在網站上公開了24小時便民服務電話,以及15家大型出租汽車企業服務電話。這些電話能否真正為乘客維權提供幫助?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史際春表示,受自身的立場所限,出租汽車企業在處理乘客投訴時,難以客觀公正地幫助乘客維權。目前北京市在處理出租車拒載方面,尚存在投訴機制不完善的問題,行政監督管理工作也不到位。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交通管理系教授丁立民認為,拒載只是“打車難”現象的一個極端表現;解決“打車難”,不能只靠防止拒載,還要從增加運力投入、調節供求關係等多個方面入手。
司機:份錢太高,自己成了替罪羊?
某出租公司的司機趙師傅説,司機也很想多拉活、多賺錢,但份錢高漲、道路擁堵、油價飆升等現實,讓出租車司機很無奈。
據了解,北京市交通委、物價局等相關管理機關規定,北京市出租汽車單班車輛承包金5175元為最高上限,雙班8280元為最高上限,單人最高4140元。
但實際情況是,很多出租車公司並不按照政府規定執行,份錢一漲再漲。趙師傅説,因為投訴無門,大多數出租車司機只能接受現實,為賺夠份錢超負荷駕駛。同時,出租車司機只好算計投入産出比,高峰擁堵時段拉客人,成本都賺不回來,只能選擇拒載了。
張柱庭表示,維權渠道不暢通,是出租車司機無法維權的主要原因。出租車行業相關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加大監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司機的維權機制,比如可以成立出租車行業工會組織等機構,幫助司機維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莫于川建議放開經營,允許更多的企業參與競爭,對準入企業的資質嚴格把關,對從業人員嚴格要求,促使廣大出租車企業改變其盈利方式,不再追求提高份錢,從司機身上獲取更多利益,而是致力於不斷完善服務。
交管部門:“總量控制”,增加運力困難?
“出租車服務具有公共交通服務性質,‘打車難’讓公眾的利益受損,交通管理部門應負一定責任。”經常打車的李先生對記者説。
據了解,目前北京市出租車數量約為6萬多輛。增加出租車數量能否解決這一難題?
11月8日,記者撥通北京市交通委運管局出租車管理處的電話,一名男性工作人員表示,因為實行“總量控制”,北京市已經不再就出租車運力投放進行審批。
記者在《北京市“十一五”時期交通發展規劃》中找到了這樣的表述:繼續實施出租汽車總量控制政策,即嚴格控制在現有6.66萬輛水平之內。
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建勳看來,“總量控制”是造成北京“打車難”的主要原因,“決策者假定自己知道一個城市需要多少輛出租車,這是典型的計劃思維。我建議取消出租車數量管制”。
日前,北京市交通委新聞發言人李曉松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北京市不能無限制地增加出租車數量,這樣不僅會加劇城市擁堵,而且不環保。
王建勳則表示,出租車市場和其他任何商品市場一樣,可以通過市場調控達到供給平衡,“取消數量管控,短時間內可能會造成出租車數量猛增,但經過一定時間的市場調控,適者生存,供給自然會平衡”。
“黑車”:生意紅火,身份能否“轉正”?
“打車走麼?小區10塊。”11月9日晚9點,北京市石景山區八寶山地鐵站D口,十余輛“黑車”正在趴活。
“執法人員一來,‘黑車’就跑了。執法人員一走,‘黑車’馬上又回來了。”家住地鐵站南側小區的鄭女士告訴記者,地鐵站口的“黑車”生意很好,尤其是每晚10點以後,遇上雨雪天更是紅火。
資料顯示,早在2009年,北京“黑車”總量就達到7萬輛,超過正規的出租車數。與此同時,北京市政府近年來打擊“黑車”的重拳也從未軟過,但“黑車”依然屢禁不止。
“政府對‘黑車’應該採取疏導的辦法,而不應該一味地圍堵。有市場需求就應該放開管理。”王建勳表示,“放開管理,讓‘黑車’身份‘轉正’,能對‘打車難’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