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借債維持高福利難持續 換總理解決不了實質問題 歐洲人還得自己救自己

　　新華社/路透

　　11月12日，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正式辭職，這是歐洲國家自歐債危機激化以來第二位下臺的總理。然而就目前歐債危機的程度而言，某國政要的下臺，對於修復市場信心的作用，遠不及大筆資金來得有效。

　　10月27日，歐盟峰會推出“一萬億歐元金融穩定基金”(EFSF)等措施。隨後，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行政總裁克勞斯雷格林立即趕到了中國。一家歐洲主流媒體對此發表報道稱，“歐元區向中國尋求救助”，英國《每日郵報》的標題則更為吸引眼球： “為了保住歐元這一單一貨幣的性命，歐洲正向中國伸出乞討的破碗……”

　　由此，“中國該不該救歐洲”的討論再次升溫。

　　而11月11日，一則被廣泛轉載的外電報道稱，中國提出的提供資金以解決歐債危機的三個條件中最簡單的一個，即給予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更大影響力，包括將人民幣納入IMF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系列(SDR)，遭到了歐洲的拒絕。

　　如果消息屬實，這也表明歐洲並不願意為了獲得救助低頭。或者在他們看來，歐債危機演進的程度還遠沒到讓他們放棄“原則”的地步。

　　能救歐洲的只有歐洲自己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歐債危機已經由可控的地區性危機急劇擴大到全球性危機，並使得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南端、面積只有11萬多平方公里的小國——希臘的債務問題所引發的危機，已經蔓延到愛爾蘭、萄萄牙，將歐洲第三大經濟體、世界第八大經濟體意大利拖下了水。

　　11月10日，意大利的國債收益率一度突破7%，被認為一腳邁進了“鬼門關”。此前希臘、葡萄牙以及愛爾蘭的國債收益率均在突破7%以後，便一路飆升，融資極為困難，最後不得不尋求國際援助。

　　11月12日，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正式辭職。而此前他承諾下臺時資本市場的反彈，也僅僅是曇花一現。用一家西方媒體的話説，“消失得比一輛瑪莎拉蒂跑車還要快。”

　　人們有理由相信，其正式辭職並不能對歐債危機的緩解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因為這場危機的原因，遠非個別領導人的決策失誤所能解釋。歐元區的結構性問題，其體制上所存在的缺欠，正在歐元區成立12年後，將其推到懸崖的邊緣。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最主要的手段。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然而歐元區的17個國家卻只有統一的貨幣政策，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更沒有財政聯盟體制的保障。

　　美國經濟學家、被稱為供應學派經濟學之父的馬丁費爾德斯坦在《歐元與穩定公約》指出，“歐洲現行的集中貨幣政策和各國分散財政政策的組織機構，使各成員國有一種推行大規模的持續財政赤字並提高負債對GDP比率的強烈傾向。”

　　“原因在於，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意味著，其中某一個國家發生的過度財政赤字不會引起該國利率的上升或匯率變化。而對於一個使用本國貨幣的國家來説，變化是應該發生的。這使得歐元區國家的政府無法運用貨幣政策應對短期的經濟低谷。”

　　由此也不難解釋，為什麼希臘等國家一邊債臺高築，一邊拼命花錢。據説，希臘的公共部門僱員一年有14個月的收入，憲法保障他們的鐵飯碗。退休以後還是一年14個月的養老金，一年至少有一個月的帶薪休假。據説很多人一年中有七個月是下午兩點半下班。而希臘的預算有一半用於公務員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務員佔人口比例是英國的5倍。

　　“地中海式的田園生活”美景，代表了歐洲福利國家普遍的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去思考，其經濟的發展能否支撐這麼高的福利與消費。正如經濟學家謝國忠在剛剛落幕的財新峰會上所説，“歐洲的問題是生活水平要下降的問題。”

　　謝國忠認為，歐洲已經在全球競爭中失去了競爭力，維持現有生活水平，靠的是借債。這種模式難以持續。德國十年前就看到這一問題，大幅下調了工資福利。現在愛爾蘭的工資福利也大幅下降了。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家李稻葵認為，歐洲央行的獨特性，使其不能像美聯儲那樣採取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所以歐洲的陣痛顯得特別劇烈。這樣的狀況反映在財政上就是赤字，再往下追究，就是他們的福利制度沒有改變。

　　因此，經濟學家們給歐元區開出的藥方首先是壓縮財政開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然而，緊縮財政以及社會福利的下降，涉及到政府與選民間的深刻博弈，由此不只導致危機國家政府首腦的頻繁更迭，也使得經濟危機演變為政治危機。

　　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喬納森霍爾斯拉格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説，中國當不了歐洲的“救星”。歐洲經濟已是千瘡百孔，僅憑中國一己之力絕不可能幫助歐洲復蘇。

　　中國救不了歐洲，能救歐洲的只有歐洲人自己。歐洲人需要的不只是輸血，而是機制的重建， 是刮骨療傷、壯士斷腕的改革。而因為不同國家不同的發展狀況以及不同的利益決策，這一過程將比單一國家的改革艱難得多。

　　從長遠來看，要維護歐元區的穩定發展以及歐元的地位，歐洲必須建立一個財政聯盟，必須要有嚴格、統一的財政監管制度。機制的完善，將有助於重塑市場的信心。

　　歐洲本身並不缺錢，缺的是信心。政府要做的是把民間資本引出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央行政策委員會前委員余永定撰文指出，與累積了鉅額外債的美國不同，歐元區整體的外部(負債)狀況比較健康。這意味著，只要德國和一些北歐國家樂意出錢，歐元區國家就能夠用自己的資金解決主權債務危機。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也指出，歐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自身實力還是很強的，歐洲一些企業的經營狀況也很良好，所以歐洲不是沒有能力救自己，中國拯救歐洲的問題並不成立。

　　救不救歐洲與道德無關

　　如同讓一個剛剛吃上稀飯饅頭的窮人借錢給一個欠了大筆債務但仍不想放棄山珍海味的富人一樣，中國該不該救歐洲的話題，不只引發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爭論，也觸動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式的反對的聲音，甚至有人給主張救助的人扣上了“漢奸”的標簽。

　　與此同時，西方的一些人士也站在道德的角度，給中國援助歐洲施加壓力。有觀點認為，美國和日本都深陷危機，中國這個有著3.2萬億外匯儲備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應當分擔一些全球的苦難。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甚至為此尋求到了經濟上的支撐點，那就是債權國必須分擔一些債務國的負擔，因為它們從向債務國的銷售中獲益了。

　　對此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指出，主張中國要為希臘問題負責的理由很牽強。要記住歐洲仍然是一個富裕國家的聯盟，而中國的儲蓄是很多窮人的儲蓄。從邏輯上説，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分擔負擔是有原因的。“沃爾夫先生忘記的是，債權人不介意支付第一張支票，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支付第二張、第三張乃至所有未來的損失。這是一個道德風險問題，需要‘硬預算約束’。”

　　站在更理性的角度來看，與對自然災害引發的危機而投入的人道主義救援不同，對歐洲經濟的援助，其實與道德無關。正如中國社科院國際經濟問題專家劉劍雄所言，國際經濟領域根本不講究“助人為樂”。

　　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接二連三爆發債務和貨幣危機，美歐方面索取的救援條件，真正地體現了“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員梅新育日前撰文指出，1982年墨西哥爆發債務危機後美國&&組織40億美元救援資金。這40億美元包括美國購買墨西哥石油(作為美國國防部戰略儲備石油)的預付款10億美元、中央銀行貸款15億美元、用於進口農産品的貸款10億美元。

　　美國購買墨西哥石油的10億美元預付款一箭雙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棄了多年來拒絕擴大對美國出口石油的政策，宣佈將對美國出口石油佔墨西哥石油出口總額比重從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額折扣，使美國給予墨西哥的這筆貸款實際利率超過30%。

　　更有甚者，美國在救援協議初稿中還要求墨西哥為獲得救援資金支付1億美元的服務費，只是由於墨西哥方面不惜中斷談判以示拒絕方才作罷。“歐洲上世紀80年代向重債國家、90年代向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國索取的條件，與此相比，不相上下。”

　　2010年春晚，趙本山小品《捐款》裏有句臺詞：“美國人牛成啥樣了，不也上咱這兒借錢來了嗎？”鏡頭掃過，台下滿是會心大笑和鼓掌的觀眾。在一些中國人看來，借錢就是求人，總要有個適當的姿態。

　　但事實上，一貫傲慢的歐洲人並不願意為了獲得資金放棄所謂“原則”，甚至不願意放低姿態。在他們看來，中國是否掏錢救助歐洲，完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的一種選擇，是你情我願。

　　“如果中國只是來做慈善，我們不會同意的，這不是做慈善的事，中國買美國國債也不是做慈善。”在剛剛結束的財新峰會上。歐洲聯盟駐中國和蒙古國代表團前大使賽日安博表示， 如果中國判斷歐洲債券沒有利益就不會買。世界上有足夠多的錢來買歐洲債券，所以我們也不擔心，會有錢來幫助我們，如果我們願意自救的話，我們不應該把這件事政治化。

　　中國擁有更多主動權

　　事實上，説到買不買歐債的問題，不少歐洲人更喜歡拿美債説事。

　　據報道，目前，中國已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主。截至3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數額為1.1449萬億美元。既然能買這麼多的美國國債，那麼為什麼不能買歐債呢？

　　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人放棄了高福利高質量的生活，節衣縮食省下的外匯財産，最終還是處於風險之地。當“債主”的滋味並不好受。

　　不久前，來中國遊説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行政總裁雷格林就認為，中國此前一直是歐洲穩定基金債券的定期購買國，中國擁有高達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使得中方對尋求“具有吸引力的、牢固的、安全的投資機會感興趣”。“中國購買歐債，可以為中國龐大外匯儲備找到一個除了投資美元之外的更好選擇。”

　　“美債、歐債都存在很大風險，從中長期來説，中國已經在美債問題上越陷越深，沒有必要再進入歐債的陷阱。”余永定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在債權危機面前，中國不是陷入困境國家的最終貸款人。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斌也認為，由於經濟結構扭曲、經濟增長乏力，目前希臘、意大利等危機國家面臨的清償能力問題大於流動性問題，在根本性的解決措施出臺以前，對於這些國家的流動性救援將面臨巨大的失敗風險。

　　相比不確定性更大的歐債而言，中國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對歐洲的一些優質資産興趣更濃。巴克萊資本董事總經理黃益平説，歐洲有很多優質資源，它們的價格因市場失去信心而處於低位，這其實是非常好的投資機會，

　　余永定建議，中國主權財富基金可以購買歐洲財務穩健的非金融及金融企業的股票。中國企業可以向歐元區經濟注入數十億歐元的定向直接投資。

　　此外，中國還可以提供間接援助。中國政府應該允許人民幣對歐元升值，給予歐洲企業更多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通過貿易和中國對歐洲的投資，歐元區經常賬戶情況得到改善，將解放歐洲內部的資金，從而使更多的儲蓄流向各國政府。

　　梅新育認為，從中國自身利益出發，中國當然不願意看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惡化，而且以合適條件參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救援、購入相關歐元區債券也符合我們對外資産管理的目標和原則。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目前我們對歐洲的直接投資權益保障程度還不高，特別是對歐洲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的投資，要承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

　　他舉例分析，中國平安集團此前投資比利時富通集團，一度被視為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里程碑。結果，比利時等國政府以“反危機”的名義對富通集團全部優質資産實施了“蠶食式徵收”，平安集團不得不將這筆鉅額投資全部核銷。此案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海外資産遭遇的最大徵收案。

　　站在理性的角度，客觀地審視問題，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其地位對中國外需的影響不可小覷。一個健康穩定的歐洲，對中國經濟以及世界經濟都是好事。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地位，都使得中國不可能在對待歐債危機時隔岸觀火、置身事外。因此如何在保證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謀取更長遠的利益與發展，是中國切實的考量。

　　梅新育認為，對於中國而言，助一臂之力，幫歐洲渡過難關並進入一段穩定時期，這無疑是最優選擇；但倘若債務國不肯接受合情合理的條件，那麼對其債務危機聽之任之就是中國的次優選擇。畢竟，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在歐盟經濟和對華經貿中所佔份額有限，即使歐洲五國真的陷入主權破産，也不可能將中國拖垮。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上周表示，雖然歐債危機不利於中國的增長前景，但由於中國銀行業主要依靠國內融資，並有大量凈國際資産頭寸，因而風險有限。

　　顯然，中國在與歐元區的博弈中有著更多的主動權。

　　本報北京11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