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決定四省市進行地方公債的試點，地方債務在爭議中上路了。

　　説起公債，其實是一種舶來品，古代中國皇帝不可能發債，皇帝無限的權力決定了他可以通過徵稅解決財政問題;即使徵稅有困難，高貴的皇帝也不可能向臣民借錢，讓臣民反過來當皇帝的債權人。由於古代中國高度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地方政府沒有獨立財權，自然不可能有借債的權力了。到了晚清時期，在西方財政思想和實踐的深刻影響下，在嚴重的財政危機和地方坐大的現實面前，滿清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繼開始了公債發行的破冰之旅。

　　清末新政中，兩廣總督岑春煊就以“息借民款”辦地方要政為名，向皇帝上奏舉借內債，直隸總督袁世凱則于1906年在直隸開始了地方公債的發行。

　　袁世凱第一個吃了螃蟹，被財政困擾的地方政府都紛紛效尤，發行公債彌補財政不足成為各地的時髦，進入民國以後，地方政府發行公債簡直就是家常便飯了。

　　早期地方公債的發行，今天看來，有利有弊，對於今天地方債的發行，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從今天的角度來説，政府發債應該得到立法機關的批准，晚清民國的地方公債則談不到議會批准，因為晚清時期議會還沒有建立，國民黨時期，則將議會制度也取消了。因此，發行地方公債，要麼由中央批准，要麼要地方政府決定。比如袁世凱的公債是上奏朝廷，經朝廷批准後發行的，1934年江蘇省擬發行3000萬元水利建設公債，財政部以債額過高，清償期限過長等原因不予批准。而上海在民國時期發行的數次公債，都是市政府會議決定，然後呈報中央。由政府獨自決定的發債行為，在今天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地方債必須由立法機關批准，取得發債的合法性。在國外，公債一般用於建設或賑災，並不用於經常性支出，經常性支出的資金應該通過徵稅而不是舉債籌集。但是晚清民國時期，政局動蕩，對於執政者來説，借款來錢比徵稅更加快捷，因此一些地方便以舉債為籌集政費軍費的主要方式，形成對公債的依賴，如浙江省發行16種公債，而70%就用於政費軍費。不過，有些地方將公債資金用於進行建設和賑災，如上海市在晚清、民初和國民政府時期總共發行9種公債，除民初兩種主要用於政費外，其餘7種都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公共工程。

　　袁世凱發行公債時，以直隸藩庫提存官吏中飽、直隸銀元局餘利以及鹽利等作擔保，受到梁啟超的嘲笑，因為國外公債本無擔保一説。但在當時的中國，政府借債設擔保卻成為慣例。如1921年江蘇省政府發行200萬元公債，以全省稅厘比額新增款項為償本付息擔保，1922年發行"江蘇國庫善後公債"700萬元，以全省貨物稅擔保。中國地方公債特列擔保項目，或許是因為政府債信不彰，為了取信於民，儘快借到必要的款項，政府不得不放下身段，做此規定，以堅債信吧。

　　早期地方公債基金的管理，也有可圈可點之處。浙江省在發行公路公債時，特設保管委員會保管，由省城銀錢兩業推出代表8人組成，凡基金提用時，非有委員5人以上蓋章不得支用。發行建設公債時，基金委員會的組織，較公路公債更為完備，委員組成人員更為廣泛。今天看來，這樣的措施仍有借鑒意義，而公債基金的完全公開透明，接受社會監督更是要事。

　　總的來説，晚清民國時期的多數公債得到償付，尤其上海市的公債，借助經驗豐富的外商央行和租界的資本市場，不論發行還是償付都堪稱成功的典範，其良好的政府信用值得今天的發債者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