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採取四大對策來確保復蘇和經濟穩定，這四大對策是：修復、改革、恢復平衡以及重建

　　不可否認，隨著全球經濟活動不斷減速，下行風險不斷增加，我們的經濟環境似乎困難重重，動蕩不斷。我們已進入一個新的危機時期。如果不能同心協力，我們就無從恢復這個世界所迫切需要的信心。

　　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第28屆總統）曾告誡我們“要給予光明，而非熱度”。我想，基金組織的職責便是為黯淡的前景帶來光明，照亮那些處於核心的經濟問題——但它也可隨時通過調高熱度來發揮作用。

　　由此，我想説的是，我相信，在我們面前蜿蜒著一條持續復蘇之路，它比以往窄得多，並且在不斷地縮窄。為順利通過這條道路，全世界都需要有強大的政治意願——我們需要領導力，而非邊緣政策；我們需要合作，而非競爭；我們需要行動，而非被動等待。

　　總體上，全球經濟增長仍在繼續，但速度卻有所減緩。在發達國家，失業率極高，復蘇步伐尤為疲弱，復蘇道路尤為崎嶇。歐元區債務危機有所加劇，金融壓力在不斷增加。如不採取共同和大膽的行動，一個現實的風險就是主要經濟體將不進反退。而當很多發達經濟體逆著冷風艱難前行時，諸多新興市場卻高溫不退——通脹壓力加劇，信貸強勁增長，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擴大。

　　低收入國家正經歷合理的增長，但是，它們仍極易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經濟混亂的影響，包括來自商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同時也會隨之産生嚴重的社會成本。

　　問題的癥結

　　在談到對策之前，我們需要對問題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我想分別談三個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相關的問題——削弱經濟增長的資産負債表壓力、全球經濟體系核心的不穩定性及社會緊張關係。

　　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個重大短期問題是，資産負債表壓力正在削弱經濟復蘇勢頭。經濟體系中還存在過多的債務。不穩定因素籠罩著先進經濟體的主權債務、歐洲的銀行以及美國的住戶。乏力的增長和疲弱的資産負債表——無論是政府的、金融機構的，還是住戶的——正在彼此施加負面影響，這加重了信心危機，抑制了需求、投資和就業。這一惡性循環在不斷加劇，並且，政策上的舉棋不定和政治體系的機能障礙已使之進一步惡化。

　　這也關係到第二個更為長期的問題，即核心不穩定性風險。在這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一國經濟動蕩會迅猛地波及全球，尤其是當風險産生於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時。基金組織的研究表明，金融聯絡會使此類動蕩迅速而廣泛地傳播。並且，由於債務問題長期持續，金融穩定性風險也大大增加。

　　第三個問題則涉及潛在的社會緊張關係。如今存在著大量相互交織的問題：失業率，特別是青年人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緊縮削弱了社會保障；華爾街被給予比普通民眾更多特權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公平的；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成果主要為社會上層帶來福利。這些問題進一步加劇了信心危機。

　　應採取何種對策

　　那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在此建議採取四大對策來確保復蘇和經濟穩定，這四大對策是：修復、改革、恢復平衡以及重建。

　　第一，修復。在採取一切行動之前，我們必須要減輕那些可能會阻礙經濟復蘇的資産負債表壓力，無論是主權國家，還是住戶和銀行，都在承受著這方面的壓力。

　　在主權方面，發達國家應實施可信的中期計劃，以穩定並降低公共債務比率。這一行動必須要放在首位。但是，若整頓得過快，將困住復蘇步伐，惡化就業前景。因此，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在喪失可信性和削弱經濟增長這兩個深澗之間狹路前行。有一個辦法可以做到這點。如能採取可信的措施從而帶來和保障中期內的儲蓄，則該措施也將通過降低整頓速度為當前的經濟增長創造空間。

　　當然，每個國家的具體途徑是不同的。有些國家，特別是面臨市場壓力的國家，將不得不削減赤字。另外一些國家應繼續實施調整計劃，但也要準備好在增長進一步受阻的情況下隨時改變航向。而其他國家目前可能仍有些操之過急，不妨適當減速。

　　還有一點，問題不僅在於要進行哪些調整，而且也在於如何調整。在短期內，政策制定者必須將重點放在那些收效顯著的，可以創造就業、推動增長的，並且將分配問題考慮在內的措施上。在中期內，如何調整的問題也十分重要，財政計劃應以支持增長為目標。與此相關的問題包括稅收改革，比如擴大稅基。同樣，在所有發達經濟體，福利改革也是實現長期債務可持續性的關鍵所在。

　　政策制定者還應處理好住戶和銀行資産負債表的問題。

　　關於美國的就業危機，我十分讚賞奧巴馬總統最近提出的旨在推動增長和就業的建議。與此同時，政策制定者們還需明確應採取何等中期計劃使公共債務回到可持續的道路上來。與促進就業同等重要的是，應採取措施減輕住戶負擔的過重壓力，比如可以實施更大幅度的本金削減方案，或者幫助住房所有者利用低利率環境。

　　歐洲主權國家必須進行可信的財政整頓，以徹底解決其面臨的融資問題。此外，要想通過對私人部門的貸款支持增長，所有銀行須具備充足的資本緩衝。

　　第二大對策是改革。如果説修復是為了推動今日的經濟增長，那麼改革則是為明日的經濟穩定鋪平道路。

　　與此相關的一項重點便是金融部門改革。從積極的方面看，我們已在總體上就提高資本質量和流動性標準達成了一致，並作出了適當的分階段安排。但是，在監督、跨境破産解決、重要到不能倒閉的機構以及影子銀行體系等領域，還存在著巨大的缺口。我們需要在各個領域開展國際合作，以避免出現監管套利。自雷曼公司破産三年來，此類問題還有很多尚未解決，這一事實值得我們所有人為之擔憂。我們還需要開發並改進宏觀審慎工具，以防範金融風險。我所考慮的政策包括，讓銀行在太平時期增加資本持有，或是實行最高的貸款價值比率以防止出現房地産泡沫。

　　在改革的框架下，我也想談一談社會問題。我們必須將就業置於中心地位，因為它不僅維持著需求，也維持著人的尊嚴。對於青年人來説，這點尤為重要。如果就業是一場賽跑的話，青年人很可能在槍聲響起以前就輸掉了比賽。我們還應當努力實現全方位的增長，使整個社會都從中受益。

　　第三大對策是恢復平衡。這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當私有部門具備足夠能力時，使需求從公共部門轉回到私有部門。這一目標尚未實現。其二，是指使全球需求從對外逆差國轉移到對外順差國。其中的道理很直接——由於發達經濟體支出水平低，儲蓄水平高，因此主要新興市場必須在此時拉緊鬆弛的繩索，增加需求，以推動全球復蘇。但到目前為止，任何恢復平衡的成果大都緣于較低的增長率。某些國家的政策使得其國內需求增長和貨幣升值過於緩慢，從而阻礙了恢復平衡的進程。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則正在應對資本流入過快帶來的風險。

　　若不能充分恢復平衡，每一個國家都將深受其害。在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裏，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的“脫鉤”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如果發達經濟體陷於衰退，那麼新興市場也難以倖免。恢復平衡不但符合全球利益，也符合國家利益。

　　我所要講的第四大對策，即最後一項對策，便是重建。在此方面，我主要考慮的是低收入國家，它們需要重建曾在危機時期發揮巨大作用的經濟政策緩衝——包括財政狀況，以保護自己免受未來的衝擊。這也將為有助於增長的公共投資和社會保障系統創造空間，比如説，可使各國得以部署具有針對性的補貼政策，以保護貧困人口不受商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同時將財政可持續性所受的破壞限制在最低程度。

　　以上便是我就經濟復蘇提出的四大對策建議。同時，我認為還存在第五大對策，那就是基金組織的作用。

　　正如我剛才所説，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危機時期。在此形勢下，基金組織作為一家擁有187個成員國的機構，將憑藉其特殊的地位和條件，鼓勵其全球範圍內的成員國採取集體行動。那麼我們將如何做到這些呢？

　　我們的監督能力不僅有助於我們辨識風險，也有助於辨識由各經濟體的相互聯絡帶來的機遇。

　　我們的政策建議將突出關鍵性問題，包括增長、核心脆弱因素以及溢出效應，並有助於引導國際合作。如果我們能妥善利用向各國提供的技術援助，這一作用將進一步加強。

　　我們的貸款可以為面臨各種緊要挑戰的國家帶來喘息的空間，此類國家包括受外部波動性影響的新興市場，面臨緊急或過渡性需求的國家，以及脆弱的低收入成員國，等等。

　　在危機之外，基金組織還將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安全、更加穩健的國際金融體系。這也是我們的核心職責。

　　當然，我們決不會止步於此。像其他組織那樣，當世界面臨新的挑戰時，我們也需要不斷改進，不斷作出響應，更好地服務於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成員國。

　　結論

　　總而言之，政策制定者應共同行動起來，再次發揚2008年或1944年的合作精神。這也便是威爾遜精神，是對整體大於局部之和這一看法的信念。

　　如果我們能把握住時機，便可順利駛離危機的湍流，重新回到穩健、可持續且均衡的全球增長航道上來。

　　道路是清晰的，時間是緊迫的。我們必須立即開始行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克裏斯蒂娜拉加德本文係作者2011年9月15日在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