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遠在羅馬尼亞，中國生意人幾乎不做生意，只做借貸。這是9月初溫州恒生資産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偉健從幾名羅國朋友口裏聽到的消息。他們問道，月息1分以上，年回報至少12%，這樣的生意能做嗎？

　　“可以。”一名從外地來溫州收撿廢品的婦女告訴記者，她把老家父母賣玉米、黃豆積攢下的錢一股腦兒借給了龍灣區“百樂家電”的女老闆鄭珠菊，月利1分5厘。不僅如此，據披露，今年初至8月底，共有64家上市非金融企業參與了委託貸款，總額達到169億美元，較去年增長38%。

　　這樣一種跡象正被逐漸證實：從拾荒者到上市公司，無論是銀行貸款、自有資金還是個人儲蓄，抑或是老人的養命錢，種種資本正涌入高利貸行業。“一般，擔保公司從私人手裏拿錢的價格是月息1-1.5分，放出去達到4-6分（年利率為48%-72%）。”黃偉健説。

　　鄭珠菊是接盤者之一。目前，她已攜上億鉅款潛逃，被溫州市龍灣區公安局網上通緝。而近來，這樣的“跑路者”漸多，坊間傳言更稱，溫州市下轄的一個鎮中，已有5人因借貸鏈斷裂而自殺。

　　幾乎無人不知，高利貸，高風險，但這一“走鋼絲”的遊戲為何能夠掀起全民風潮，甚至連上市公司、國有企業亦躋身其中？

　　誰在放高利貸？

　　就如一部電影名字所説，金錢永不眠。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鮮血；資本的本質，就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逐利也是溫商金燦香的想法，6月底，因貨款回籠，他手頭有了一筆閒錢。若是以往，金老闆幾乎肯定會購入一套房産，他認為，只要熬過近期，樓市的未來依舊光明。只是，他被限購了。樓市，入不了；股市，不景氣，金燦香告訴記者，可供選擇的出路只有兩條，投資銀行的理財産品，或者借出去。

　　8月中旬，膽大的金燦香把大部分資金交給了擔保公司，月息1.5分。“民間投資不是愈發旺盛，而是謹慎。”老金糾正了記者的説法，他認為，如今的溫州，借錢不如過去容易，如果借款人沒有土地抵押或者信得過的人作擔保，很難籌到錢。這反倒讓他有了安全感。

　　“持有現金的人害怕通脹，害怕貶值，這是主要的衝動；與此同時，很多企業主發現實業難有突破後便轉道做金融。如果投放高利貸，而且對方如期償還，那麼，20%-30%的年回報率足以讓實業望塵莫及。”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分析道。

　　與此同時，“沒錢人”也開始玩起了“錢生錢”的遊戲。據報道，在東南沿海一帶，由於公務員容易獲貸，不少人便從銀行將資金廉價貸出，再高息轉給擔保公司，賺取利差。而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師何志成則發現，一些銀行的內部人士乾脆自己開起了擔保公司，先杜撰實業的名頭將錢貸出，再以翻倍的利率出借。

　　“民間借貸正從江、浙等沿海省市蔓延至山西、內蒙古等內陸地區，而參與者也從製造業擴展到商貿流通領域，甚至是普通家庭。”中投顧問金融行業研究員邊曉瑜告訴記者。

　　實際上，這些只是高利貸市場上的“散戶”，真正的大玩家隱于背後。據統計，截至8月31日，今年共有64家上市公司發佈委託貸款事項公告117則，涉及額度169億美元。其中，15家企業放款的年化利率逾10%，另有20家超過了同期的銀行貸款利率。

　　比如，8月29日，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發佈公告，其已于23日將自有資金6000萬元委託交通銀行安徽省分行貸款，年利率為24.5%，按季付息。這使得時代出版躍居“涉嫌投放高利貸的35家上市企業”之首。

　　而這一趟“渾水”裏還有國企的身影。英國《金融時報》稱，揚子江船業、中石油、中鐵股份以及中糧集團旗下的房地産子公司都是隱在深處的“放貸機構”。

　　在何志成看來，大型國企之所以得以這麼做，是因為利用了某些政策優惠，並鑽了銀行監管不嚴的空子，其憑藉基礎設施項目，從銀行拿到了利息極低甚至免息的鉅額貸款。

　　“這一局面是由雙軌制金融體系所決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微博告訴記者，在中國，非體制內企業的融資成本一直較高，即便資金面寬鬆時，其在總成本中的佔比也達到15%，而目前信貸從緊，這一數值可能接近20%—30%。與之相對，體制內企業卻長期享受基準利率，此種體制決定了後者必然有套利的行為。

　　“目前，體制內企業資金寬裕，這部分閒錢通過銀行表外業務的方式，比如委託貸款、銀票，借貸給體制外企業。而很大程度上，體制外企業一直靠漏損效應獲取資金，即體制內企業廉價融資，再向外傳遞、輸送。”劉煜輝説。

　　房地産：高利貸的主要承擔者

　　低則月息2分、3分，高則7分、8分以上，如此昂貴的資金，誰敢承擔？

　　老金的資金經擔保公司以月息3.5分流入了一個工程隊，成為投標押金的一部分。“另一種較為常見的情況是，銀行貸款到期後，企業拆借高利貸還入，此後再從銀行貸款，償付本息。”金燦香説。

　　“一定程度上，過橋拆借所産生的利息相當於手續費，此種情形，不少企業往往難以避免，因為，其資金可能晚幾日才能到賬，必須急借一筆週轉資金抵債。”劉煜輝分析道。

　　然而，由於信貸步步收緊，過橋拆借的風險不可小覷。老金就曾目睹了一家年産值6000萬元的企業因此被拖垮。“當時是3月份，某銀行要求該廠還款800萬元。為了應急，其以每天3萬元的利息從民間拆借800萬元，計劃一週之內，再從該銀行貸出800萬元償還高利貸。然而，貸款還入後，差錢的銀行認為該企業社會負債過高，臨時收回了授信指標。”

　　除了週轉性用途，高價資金的一大主力消費者便是製造企業。據披露，截至9月6日，今年共有44筆合計44.8億元的上市公司對外委託貸款流入製造業，佔委託貸款總額的57.4%。其中，最貴的當屬浙江溢租賃有限責任公司貸給南通麥之香實業有限公司的5500萬元，年息達到21.6%。

　　資料顯示，南通麥之香主要從事糧食、農副産品的收購、銷售等業務，此筆借款的用途為補充流動資金。而這引發了業內人士的質疑，時下，不少製造企業的毛利率不足20%，他們如何能夠承受高息？

　　“目前，資金需求強烈的大多是這些企業：在産業轉型的大背景下，此前，國家一度鼓勵投資，於是，不少中小企業未經分析、考察就擴大了産業規模，而當項目剛剛上馬，需要不斷吃錢時卻碰上了信貸政策180度的大逆轉。這些企業的資金壓力很大，而為了自救，不得不借入高利貸。”黃偉健説。

　　而在謝國忠看來，高利貸最主要的承擔者是房地産業。“這些借貸者將借款看作宏觀調控期的過橋貸款。他們認為，只要熬過幾個月，中央政策就會重新放開，隨之，土地價格又會大漲，而這部分升值足以償還高昂的利息。”

　　“如果按照高點計算，中國房地産市場一年的銷售額為5萬億元，若土地成本算作四成，那麼，地價就是2萬億元。而按照國土部規定，每宗地塊的最長開發建設時間為3年，同時，開發商一般都會握有3—5年的土地庫存，若按6年計，這意味著，由於土地價格至今未有大幅鬆動，房産開發商目前持有的土地價值12萬億元。而若以此為抵押，同時，市場對土地價格的預期未發生逆轉，那麼，這根杠桿將能撬動巨大的民間借貸市場。”